制度优劣决定经济盛衰
张五常
八五年五月十七日
香港与中国之间历来的关系，是少有的传奇故事。但可能因为香港是弹丸之地，既无可战之兵，亦没有在国际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历史学者总认为香港不值一提。外 国的小说作者倒是不肯放过香港的。但小说归小说，奇的不传，不奇的却传得奇哉怪也。甲午（鸦片）战争前后史实的资料，在美国某些图书馆内是极详尽的。在大 学念书时，我曾经花过三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而起的，与鸦片无关。这件事，东印度公司 的年谱及怡和公司两位创始人之一的James Matheson 给 英国政府的信，解释得很清楚。林则徐若不烧鸦片，那场仗也是一样会打的——这并不是说英国是做对了。广州几间“公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而多个英商只能与 一间公行贸易，英国商人就纷纷建议政府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鸦片呢？在南京条约后，鸦片进口畅通无阻。竞争激烈，利润就直线下降。到了国民党时期，中国的 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无利可图，鸦片于是又再被“严禁”。
中国在第一次（南京条约）开放后，外商抢先与中国贸易而弄到焦头烂额，跟最近几年来的第二次开放后，外商与中国贸易的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要写一本有趣味 的书的人，不妨考虑去翻阅旧载，以生动的文字叙述第一及第二次开放后的无知而乐观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之外，香港在战前的发展史是不容易写的。这是因为在沦 陷期间，日军将绝大部分的档案毁灭了。
制度优劣决定经济盛衰
自光复后，香港就进入了另一个传奇时代。几十年来，大量难民的涌至及迅速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有名的以资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发展有很多地方是 被人误解的。例如许家屯不久前在国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水平跟大陆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长是七十年代的事。这观点是不对的。在解 放前香港与广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经济增长就远胜中国。国内的人很喜欢以高楼大厦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许家屯可能是被大厦的多少误导 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两间建筑物（如旧的上海银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后才准许兴建五层以上的楼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筑法例又犯了大错， 使不少大厦建了一半就停止下来。虽然我找不到许社长那次讲话的全文，我认为他言下之意是对的，假若中国能将制度现代化，她的经济增长率会很惊人。
举另一个例。多年以来我们听过不少关于香港因为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惊人经济发展的神话。年多前，中国的经济学者钱俊瑞到香港视察后，也就将这些“特殊情 况”重述了一遍（见《卖柑者言》内的《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但毕竟这些神话近十年来是越来越少听到了。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不“特殊”而是因为这些情 况的转变，及比起其他地方类似或不同的经验，人们都体会到香港的发达是不可以以“特殊情况”来解释的。这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事实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自邓小平复出后，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传奇故事更是说之不尽。在一方面，中国要搞统一，引起了九七问题。因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将来演变得怎样，学者们是不会 放过的。在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后香港能对她所作出的影响，也是引人入胜的。今天大字标题的“一国二制”，九七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财富却达六分之一。将来被影响了的究竟会是哪一边？
外汇的重要性已退居次要
在两三年前，一般人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主要贡献，是替后者赚取外汇。在当时，估计中国经香港而得的外汇数量是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是越来越少 被提及了。这显示大家都体会到香港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外汇是次要的。假若中国还是闭关自守，坚持共产政制，外汇再多对她的经济也推动不了。 但假若中国推行经济开放，改革制度，重视市场，那么她就要走任何开放经济所走的路：依赖他人而专业增产。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经市场而与外人合作。“合 作”与“依赖”是同一回事。香港的发达，就是制度促长了依赖他人而图利的机会。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并重的大城市，且刚好在中国的隔邻。中国要找外贸的中间人，要引进科技与外资，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视外汇的 观点日见式微，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开放。又因为中国对外间封闭了几十年，对市场也封闭了几十年，一旦推行开放，在开始总会有一段时间是要多“依赖”外人的。 因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协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国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香港在讯息上所能作出的影响力，可能比贸易合作更重要。远在五 年前，我就认为若中国能坚持门户开放 ，外间的讯息就会使她难以维护共产 政制。香港是重要的示范单位。这个被佛利民认为是世界 上市场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经济学者认为是经济成功的突出例子，与中国不仅是近，而且是亲。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亲戚在国内。近几年来，单是新春时节，就 有数十万港人回国省亲，锦衣日行！
开放的大门不会再封闭
亲朋戚友的联系，可能是传达可靠讯息的方法中费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执政者要用多种的恐吓手段来加强竹幕的封闭——我们都记得十年前跟国内交流的书 信是怎样写的。在今天，虽然还有不少人为的因素，不敢直言，作茧自缚，但中国对外间讯息的开放是确实的。这讯息之门开得很大，转眼之间已是六、七年了。要 将大门关闭既不容易，就算是能办到，也绝不能洗却这几年间国内的人对香港的所见所闻。我以为中国对外的讯息大门是不会再被封闭了。
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国家能象中国那样将讯息的大门开放，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象香港对中国那样有说服力。这不仅是因为“亲”、“近”的缘故，不仅是因为香港也 有人满之患，而过半的香港人更是从大陆出来的。将香港与中国相比是无可避免的。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经济学者访问中国后路经香港。我问他们：“怎么样？” 大家相对无言，过了良久，他们不约而同地轻叹：“不是制度是什么？”因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区别，可不是只有经济学者才能体会到的。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 者到国内讲学，可能比不上一个在几年前偷渡来港的散工回乡省亲来得有说服力！
中国制度改革的双重障碍
近两年来，中国着实是发了香港热。研究香港经济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到香港视察的大陆人比比皆是（读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顶看看）。香港两间大学要招呼的 国内团体，差不多是无日无之。因为工作关系，我自己也接待过不少。在跟这些新朋友闲谈中，我发现他们对香港的经济是衷心佩服——香港哪样工商业是世界第 一，哪样是第二、第三，他们比我还清楚！（就象美国游客比我清楚虎豹别墅是怎样的一样）。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显然是开始知道生活水准不同，主要原因是经济 制度不同。
当然关于香港制度的讯息，国内人所知的不一定是准确的——就是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从早到晚仍然是被政府大事 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可靠讯息的蔓延就需要长久的时间了。但理论归理论，理想归理想；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人们的印象是驱之不去的。关于中国讯息不足的困扰， 我实在想不到有哪一种好办法能比“香港”更有说服力。假若香港的示范对中国起不了重要的讯息作用，其他办法就更不用谈了。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既得益的干部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特权；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讯息。在后者的问题上，因为香港 的存在，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我常说，共产政制从来没有跟真理开过战；假若者能有一次面对面的较量，我要赌的钱是放在真理那一边的。对中国，香港闪着一点 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迷途已远，回头非岸，来者可追乎？
张五常
85年5月23日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台湾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三民主义”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空中楼阁，是否可行只有天晓得。但要说大陆在解放前的“资本主义”行不通，却是对的。问题是，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
中 国的执政者喜欢将共产失败归咎于文革，文革的失败归咎于“四人帮”，但文革之前又怎样了？一九五八年所兴起的大鸣大放、人民公社、大炼钢，比起文革的恐 怖，难分上下。在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又何尝是一个足以炫耀的制度？若说共产制度时日方浅，那么要等多久才能表达它的“优越性”呢？若说中 国的情况特别，私产制度是行不通的，那么特别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就算不谈经济，纯以主观的伦理及公义的角度去看，共产政制又有什么可取之处？
很多人——每一个人，连我自己在内）都有自己的理想，都会不满现实。不满现实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长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要改进生活并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着不着边际的口号。奈特（F·Knight）说：“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说：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说：“理想与绝望相同。”
在表面上，历久以来，中国的老百姓是在大字标题的理想主义下偷生。说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什么幸福社会，所赢得的何尝不是一穷二白？ 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会较容易被口号误导，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国人可以被空泛之词欺骗了几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国某些执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后的 种种演变不外是权力斗争，将人民的生活视如粪土。
仍重理想不重实际
最近几年，情况是好转了。我从不怀疑目前的几位主要执政者对人民的善意。但邓小平提出 的“中 国式社会主义”，仍是重理想不重实际。到今时今日，难道中国人受“主义”的迷途之 苦还不够吗？香港人不知主义为何物，不足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是以“主义”挂帅的呢？我不知“主义”所指的是什么，即使是“资本主义”也 不清楚。经济制度的分别是以权利界定的办法作准则，与“主义”无关。社会的经济运作是不能用一个信念来推动的。
我不仅反对以“主义”作经济策划，就是以“理论”为基础我也不赞成。这不是说理论中没有真理，而是因为理论五花八门，鱼目混珠，我们是不能期望执政的人能分 辨真与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论辩证是科学上的事，好的执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况在一般的报导中，一个理论究竟是说什么，误解的成份远超正确。任何好 的理论都需要很多复杂的假设，非行内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领悟。我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逻辑不通，而且是理论所需的假设，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不幸的 是，对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论”却大可被执政者利用，加上各种口号来增加自己的权力。
假若我跟一个共产的支持者辩论，我就一定会问：人的出发点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若说不是自私的，那么人的出发点是怎样的呢？说人不自私并没有说 人是怎样的。若说人是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那又从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里？若说人是可以改造成大公无私，为社会谋福利，舍己为人，那么人怎么可以生 存呢？若说人人是可以被改造到惟命是从，半点费用也没有——那就是说，假若执政者有上帝之能——那么一个标准的人是怎样的呢？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 人？若说人是半点主意也没有，那么又何必谈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帮朋友、教学生、捐钱、为孩子劳碌，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我们就要问：哪一种权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给社会带来利大于害的最大差 距？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文内，我用最新的产权经济学推断，结论是，私产制度因为交易（非生产费用）最低，所以私产会带给社会最大的 利害差距。共产或“社会”制度的理论失败不是不通（马克思的不通，但通的也有），而是这些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存在。我可以说，明确地指出 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可以将理想的理论带到实际中去。
中四年前（三年前发表）我就推断了中国会走向近乎私产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农业——这推断是实现了的。但“私产”有不同的程度，办得不够健全就大有问 题。国民党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前车可鉴！目前中国正在转变中的产权制度，与“及格”的私产相去仍远。但因为中国目前的制度，因为过于混乱，是不会持久 的。向前看，中国可选走的路只有三条半，而其中的一条半她是不会走的。余下的路只有两条。
中国不会走的一条路是回头路——重开大锅饭，巩固铁饭碗，增加阶级斗争。当我在一年前说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这不同意的人是越来越少 了。一般对共产政治比我认识得多的人，认为共产制度反复无常，宽紧不一，上落难测，所以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是很大的。他们向我提出不少共产国家以往的经 验。但我认为这“以往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观点，没有明确的假设，算不上是推理。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见有上有落，认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会下跌—— 这也算不上是辩证。在股市上，我当然不能断定上升了的股市不会再下降至某一个指数（否则发达可期）。这是因为推断股市所需的假设及局限过于复杂。
极可能走印度之路
要推断中国不会走回头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结论是基于五个因素。第一、绝大部分的农民与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约，走回头路就要解约，政府要失信于天下；解约会引 起暴动的可能性姑且不谈，大饥荒是无可避免的。第二、虽然中国的市场仍然是受到多种管制，但毕竟稍具规模的市场是被推动了。市场的威力大得惊人，断不是一 些禁止黑市的口号所能压制的；我怀疑中国有足够多的不贪污的“干部”资源去大事压制已被推动了的市场。第三、外资在中国施展了竞争的压力，也促长了不少为 外客而设的服务及供应；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正当的途径去解散外资，若再强行取夺，有谁再跟中国协商呢？第四、外间的讯息在国内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强 “思想改造”，旧的口号不管用，新的有效口号难以发明。第五、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要他们放弃既得的利益，可能要比叫干部们放弃特权更难。
要压制以上五点其中之一已极困难，要一起向后转就无法办到。走回头路是需要再来一次象四十年前的革命。在当时，农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唤起民众”的口号有效率。在今天，虽然农工的生产还是很贫苦，但老调难以重弹，经验不容易忘记，而中国外邻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为中国会走社会福利的路——象某些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这只是半条路，因为福利的“免费”午餐算不上是一整个制度。虽然中国的宪法大事宣扬多种 福利，我以为这半条路是不会大规模地施行的。理由很简单：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太穷，要大量费用的“免费午餐”只能是画饼充饥，说说罢了。
余下的只有两条路。其一是走向私产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胆地放宽市场。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类管制，让干部们各据一官，划分固定的贪污权利。以这二者选择的相对机会大小来评判中国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断是三、七开：前者占三，后者占七。为什么呢？
我屡次强调，中国走向私产的道路只有两个障碍。其一是讯息不足，其二是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利益。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把大门开放了，再也关不 起来，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共产制度难以在有了真理讯息的情况下久持。但一个界定了贪污权利的制度，却可以长久地与真理抗衡。这是因为分门别类的固定贪污 权利既可“治乱”，也有弹性。很多种贪污——尤其是为便利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贪污——往往没有受害人，虽然管制的本身对社会有害。又因为贪污是在台底避去 了管制，贿者与受贿者相互得益，大家就不再理会解除了管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几个有能力足以反对的人，就不难被“拉下水”，分享一点甜头，心 安理得，什么社会贡献也就抛诸脑后了。真理的讯息重要，但利用讯息是要有利可图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压制讯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讯息改进的人成了 贪污者，改进就会半途而废。
说到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障碍，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其后在私产制度下的竞争， 会再将财富分配）。这个建议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在现实的角度看，其他的办法有一个严重的隐忧。中国的希望是要将一个以等级特权界定的制度——即共产 制度——转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即私产制度。但这两个制度之间，却存在着一个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减少混乱的。但当共 产制度保不了——要放弃等级特权——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产那一边，干部们就会设法霸占贪污的权利。中国人一向都是贪污的老手。干部们会鼓吹管制的 需要及好处（事实上他们正在这样做），增加贪污的机会。一旦各项管制的贪污权利被占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进就难了。
改革必须大刀阔斧
有一个儿童游戏，叫做音乐椅（Musical Chair ）。多张椅子放好了，音乐在响着，一群儿童绕着椅子转。音乐突然停下来，儿童们就抢着霸占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输了。中国正在改革——音乐正在响着。一旦音乐停下来，干部们所霸占的椅子是怎样的呢？这是中国前途的问题所在。
假若音乐现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说，每一张椅子都是一项管制的贪污的权利。所以我不仅反对音乐的停顿，也反对音乐缓慢下来——中国不能让干部们有找寻“贪 污椅子”的机会。中国的希望，是要将音乐继续不停地奏下去——虽然在急速的转动中混乱在所难免——让中央的执政者体会到现有的椅子是要换的：推行法治，推 行私产，放宽市场——使椅子脱离了贪污的权利。到了那一天，音乐会自动地缓慢下来，因为法治私产与市场是会治乱的。
我反对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较为缓进的或较为中庸的改革办法。主要原因，就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据以上分析,我可以大胆地对中国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断。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调子正在兴起,音 乐有迹象缓慢下来。假若中国在五年之内再没有动荡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动荡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汇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缔国家职工 制、让土地自由转让、废除国营市场、将国营企业私产化、政府大量将土地拍卖等。若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种被施行，整个制度的改进就会继续。这是因为一个有动 荡性的改革会将缓慢了的音乐加上活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改革就会被带动.
要一步解决汇率困扰
by 张五常
85年3月25日
虽 然我接二连三地写了几篇关于现在中国的一国二币及一币二率所引起的困扰，各方面有兴趣人士的疑问还是源源不绝。一般的反映，都认为目前的情况是非改不可 的；在大致上他们都明白我的分析。但他们对我的建议——解除外汇管制及由中央银行约束人民币的增长率——认为不够现实，过于苛求。在很多人心中，要中国解 除汇管简直是异想天开，就算是真的实施经济开放，也不会开放到连外汇也不管制。
他们反复地问，有什么折衷的办法呢？解除汇管会否使人民币的币值不断下降？会不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特区货币是否明智？中国禁止黑市买卖，行得通吗？最近推行的禁制令，不是走回头路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作 为一个以实事求是为至上的经济学者，我当然知道我建议的解除外汇管制是富于想象力！但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政策，又何尝不是富于想象力呢？在中国的汇率困扰 问题上，我反复推断了两个多月，总是想不出一些比较缓进而又是可靠的办法。我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容易改的大致上已经改了；今后几年的改革要 远比以往几年的困难。要有更大的改进，中国的执政者就非走几步更富“想象力”的大刀阔斧的政策不可。明显地以资产界定权利，推行法律代替纪律，容许物质人 力资产自由转让——都是例子。但这些改革费用不菲，要急也急不来。解除汇管所需的，就只是一念之差。
且让我在这里以总结的方式，把我的观点再说一次。
有管制必出现黑市
中 国若要走回头路，并不是禁制黑市或惩罚一些谋取暴利的人那么简单。走回头路是再将大门关闭，再搞阶级斗争，重开大锅饭。据我的观察，这些跟现在的情况相去 甚远。在推选经济开放的过程中，某种程度的混乱是难以避免的。既有混乱，禁制是自然的反应。问题是，这些禁制有没有可取的效果？
黑市的形成是管制的结果，与经济开放是有冲突的；禁制黑市更是与经济开放背道而驰。市场的发展是要基于权利的界定及限制，而是不能被一些没有清楚界定的禁制所左右的。在他们最近提议的禁制黑市的言论中，中国的执政者显得对市场没有深入的理解。
要用武力去减少或甚至杜绝外汇的黑市买卖，是可以的，但有什么益处呢？造成市场混乱的主因不是黑市买卖本身，而是一币二率——黑市汇率的存在。杜绝外汇的黑 市买卖，黑市汇率是不会消失的——这是价格原理的第二课——正如没有成交的股票，市价仍在。既有黑市汇率，其他有关的贸易就会有混乱。武力所能禁止的是黑 市成交，不是黑市价，这对经济半点改进也没有。正相反，黑市成交也是成交，对贸易的推进是有帮助的。禁制黑市就只能禁有益的成交，但却禁不了一币二率所引 起的混乱。
中国的执政者可能是误解了。他们可能把禁止黑市与禁止贩毒或禁止卖娼连在一起，在概念上有混淆。毒、娼是被社会认为不道德的行为。禁毒、禁娼的主要目的，就 是禁止成交，价格禁不了无关重要。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外汇或一般商品是不道德的东西，所以禁止成交有害无益。世界上从来没有以管制价格来促长社会经济的先 例，虽然这些管制是能令某些压力团体得益。
市场力量威不可挡
中国的执政者又可能认为禁制黑市在共产政制下是有着很多成功的先例，他们现在就大可故技重施。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他们可能不知道市场一旦被推动了，就威 不可挡。以国营生产，以大锅饭分配，价格管制易如反掌，而政府定的价格也没有什么讯息传达的功能。但在近来渐有苗头的私营或甚至官营的市场内，要管制黑市 谈何容易？要成功地大事压制黑市汇率，就非走回头路不可。这包括要压制一切与汇率有关的私营或官营的贸易，再高举国营及大锅饭的“优越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干部被派去调查拘捕买卖黑市外汇的人，岂有不贪污之理？另一方面，以多种管制的办法来管制各种直接或间接与外汇有关的贸易，是可以减少 黑市外汇的盛行。但多种管制就会引起多种的贪污，市场也会有多种的混乱。要在有多种管制的情况下减少混乱。界定贪污的权利是一个办法。这是印度所走的歪 路，交易费用大得惊人，一无是处，但这总可算是治乱的一种办法。
汇率与货币制度息息相关，是应该相提而并论的，中国太大，外汇及黄金储备不足，是不能用金本位或外币本位来固定汇率的。货币的供应量也难以用“本位”制来加 以约束。另一方面，一日有中央银行的存在，“本位”制汇率就难以持久；这是因为有了中央银行的干预，货币供应的增减就不能自动地跟着外汇的需求的减增而调 整。自由银行制度（Free Banking ）中香港是有成功的先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是不能取消中央银行的。
换言之，考虑了我们所知的所有货币制度，中国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没有“本位”的中央银行制。我在前文曾指出，在改革的过渡期中，采用十足储备的中央银行制似乎是较为高明。但不管是哪一种，中央银行一日存在，以自制的方法来约束货币增长是唯一可以避免通胀及汇率贬值的办法。
十多年前，有不少有中央银行的国家就曾经不用外汇管制而固定了汇率。但后来这些国家因为对货币的增长控制不当，经不起市场的压力，外汇及黄金储备减缩，久不久就来一次贬值。固定不了的“固定”对预期有不良的影响，而政府本身亦难以下台（或非下台不可）。因此 ，没有汇管的中央固定汇率制度是被遗弃了。另一方面，一日有外汇管制的存在，黑市汇率就无可避免。
特区货币弄巧成拙
7、 《一币二率的困扰》最初在信报发表时，编辑加上“应逐步解除外汇管制”这个小标题，与我的主张不符，可能因当时未加明言而生误导。我是反对“逐步”解除 的。香港在一九四七年施行新的租管法例，要逐步解除管制。三十八年后，这管制法例越改越长，今日仍存在！逐步解除管制给压力团体很多机会。在重要的关键 上，中国的改革是要一步跨过去！
特区货币是不能解决人民币一币二率的困扰。只要人民币一日有外汇管制，人民币对外币及特币就各有各的二率。
特区货币搞得好，就会象澳门或甚至象香港的货币一样，这对特区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这对中国整体的发展就会有不良的影响了。这是因为特区不用人民币，跟母体 在某种程度上就少了沟通，而人民币与特币的黑市是禁不了的。中国又何必走东、西柏林的路？（几天前我跟宋恩荣吃午饭。他认为这可能是好主意，因为好的特币 可助长特区对中国的示范作用。我以为中国若要看“示范单位”，到香港看看就已足够了）。
假若特区货币搞得不好（这可能性是绝不低的），特币就会有它自己的黑市汇率。人民币及特币各有各的二率，相加起来就不只四率了（因为二币间必有另二率）。那岂不是更加一团糟？
认识市场的优越性
结论如下。
中国在近几年来所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颇有成就，是值得称赞的。这开放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无可避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搞活经济”的政策，终究是明显 地与多种管制起了冲突，导致很多复杂的问题。混乱是不能持久的。要减少混乱，走回头路是一条路，走界定贪污权利的歪路是一条路，走继续推广开放，解除管 制，利用市场的自动调节来减少混乱，也是一条路。
哪一条路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以为中国的执政者 是知道的。但在选走继续开放的路途中，他们对自由市场认识不够，缺乏信心，他们于是就试图以复杂的方法去处理复杂的问题。此法一行，走歪路的机会就大了。 在处理复杂的外汇问题上，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控制货币增长，彻底解除汇管，让汇率自由浮动。
价格是为谁而被管制的？
张五常
85年2月6日
价 格管制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我在问题上下过几年功夫，深知有关的文章不易写。我本打算在《中国的前途》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之后，花多点时间，慢 慢地向读者解释这个问题。但要谈中国的经济前途，价格管制实在是无法避免。最近《人民日报》几次强调反加价，要惩罚以高价谋取暴利的人，并建议价格管制。
在 经济学上，价格有几种含义，但没有“合理”价格这一回事。市价就是成交的价格，不是讨价还价的价格，也不一定是对消费者的所值。什么是“合理”只有天晓 得。我们购买的物品所给我们的价格，通常是超过我们在市场所付的价钱。当然，我们是希望能付更低的价钱——最好不需要付钱。但若人人都要付低价，物品的供 应就少了。这是再浅不过的道理。另一方面，卖家当然是希望以高价出售，但价高就会卖不出或卖出较少。
市 价是以供求的均衡来决定的。求者要竞争——价高者得；供者也要竞争——价低者胜。就算是在有垄断性的市场内，供应者仍是要竞争的，只是形式略有不同。成交 的市场，就是在供求双方各自竞争下，双方各自胜出的同一价格。所以在市场交易，买卖双方是求者胜，供者也胜，互相得益。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物品，供求双方都 想占为己有。物品数量有限，无数的人都想占有，就成了无可避免的冲突。这冲突是一定要解决的。市场如战场，以价格高低定胜负，是以市价为解决竞争冲突的一 个准则。价够高，某些想占有的人就决定放弃，或由占有者变为供应者，或付出代价来从事生产而供应。肯付较高价格的需求者就可占有。赢者付价胜物；供应者交 货而赢得报酬；斗输了的心甘情愿，将省下来的钱向其他物品打主意。
价格管制一无是处
但除市价外，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的是——包括年岁、相貌、阶级、权力、人事、武力、先到先得、排队轮购及政治手腕等不胜枚举。我曾在《千规律，万规律，经 济规律仅一条》（见《卖柑者言》）一文内指出，在五花八门的各种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浪费。这是因为胜者所付出的市价，是供应者的有利报酬。历史上， 从来没有大事压制市场的体制能有可观的经济发展。
价格管制是否定市价，将成交价改成比市价高或低——通常是较低，虽然较高的例子也有。这会造成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竞争的冲突就不能靠市价解决了。其他的竞 争准则就一定会出现：要排队轮购（浪费了时间）、以武力抢购（浪费了血汗）、以年岁分配（浪费了虚报年龄的手续）以阶级定胜负（浪费了权力斗争的劳力）、 或以美貌取胜（浪费了整容费用），上述种种，对社会半点利益也没有。但竞争的冲突毕竟还是解决了的。任何制度都会有竞争，分别就是用什么准则解决。
分析价格管制的困难所在，就是要推断在有管制下，那一种准则会被采用。这个理论上的困难一言难尽，但对本文是不重要的。
一方面，价格管制导致采用有浪费的准则；另一方面，这管制会减少供应。从社会利益的角度看，价格管制一无是处。但为什么会被施行呢？答案是，执政者或压力团体可因价格管制而得益。且让我举出三个重要的实例。
管制法例多如牛毛
实例一。一九七一年，美国通胀开始恶化，尼克松总统见大选取将至，就在是年十一月以特权推行价格管制。虽然这管制并不严厉，但美国在七十年代的经济不景，这 是主因之一。在表面上，通胀是受管制而缓慢了；但几年后，这管制经不起经济的压力而被解除，通胀就急速上升。有关本文的，就是管制商品的价格不易施行。美 国虽有健全的税务及法律制度，但也只能管制大企业而放过了小生意的价格。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管制国营产品的价格还可以，但若要管制私营的产品价格就难 以办到——这一点下文会再解释。
实例二。一九七三年，中东的产油国禁运，互相协定大幅度地提升原油价。美国在小炼油厂及政府的压力下，对国内的原油施行严厉的价格管制。但管制油价，油的产 量及开采的投资就一定减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于是，美国政府就出怪招，将原油分为新旧两种。旧油（即在当时已在出产的每日产量）价格受管制，以旧价为依 归；新油（新开采的或旧井增产的。）就不受管制，跟入口的中东油价挂勾。但问题又来了。购买“新”油或中东油的炼油厂岂不是吃了亏，难以跟购买低价旧油的 竞争？美国政府于是又再出怪招：购入高价原油的可向购入低价原油的取回两价差别的一半。那就是说，假若被管制的旧油价是每桶五元，不被管制的新油及中东油 价是每桶十元，那么购入了一桶高价油的就可向购入了一桶旧油的取回两元半。
这是美国近代经济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谬误。以十元购入一桶中东原油的人，可在国内取回两元半，他付的真实入口价只是七元半。这就成了变象的津贴入口！在管制 前，美国原油的入口量只占自产油的百分之十；在管制后，这比率就激增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美国购买中东的原油量，达中东总出口量的一半。中东国家也就因为 美国原油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变象津贴入口而大发横财。又因为美国入口需求激增，中东的产油国就能容易地遵守订价协议，成功地提升油价及使油价长期高居。在一 九八零年美国解除油价管制后，我立刻推断中东的原油价会不断下降，直到油价是以市场竞争决定而非以协议决定为止。外行人看来似乎是神乎其技的未卜先知，其 实只是浅显的推理。
美国的油价管制所引起的其他一塌胡涂的事，且按下不表。在这里要指出的，就是这管制及其所牵连的法例，洋洋近百万言。单是购买这一套法例，在一九七七年我就 花了三千多美元！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推行市场，另一方面要左管右管，他们是否知道管制费用是可以相当惊人的？单是因为中东禁运原油而引起的各种管制，美国 政府就要动员五万人！
自由市场特权无用
在共产制度里，价格管制是司空见惯的。这是因为价格管制削弱私有产权，在某种程度上是走向非私产或共产的道路。没有私产，自由市场就不可能存在，物价就只能由政府决定，成了一种非管不可的管制。在共产制度下，非市场的各种竞争准则我们是熟知的。
目前在中国正逐渐开放、逐渐以私产界定权利、逐渐推行自由市场的重要改革中，为什么管制价格的论调会兴起呢？是要继续坚持共产制度吗？我认为不是的。若中国 要走回头路，又何必推广市场？是因为中了要维护消费者的谬误吗？可能是的，但这可能性不大。近几年来，消费者因为价格逐渐浮动而大蒙其利，中国的执政者是 知道的。前言不对后语的矛盾，过于明显，难以置信。
我认为最近提倡的价格管制论调，是某些已往得益分子的杰作。在六七年前，当自由市场还未有苗头的时候，有特权的干部不仅可以买到一般市民买不到的物品，而市 民要轮购的，特权干部可以不轮购而付较低的价格购买。近几年来这些特权是明显地减少了。在现有的私营市场的自由浮动市价下，特权就毫无用处。要维护已往利 益，提倡价格管制是很自然的事。
但 我又认为在私营的自由市场内，推行价格管制要比提倡的人所想象的难得多。在国营市场内，物品是国家供应的，赚蚀多少无关痛痒，要管制就只是举手之劳。但假 若一个“包干”（私产）农户辛勤所得，或一个千辛万苦骑脚踏车到农村里买几条鱼，运到市场出售的“待业青年”，政府要管制他们出售的价格，他们岂会束手待 管？
结论是很明显的。在基于私营生产的市场内，管制价格就只能促长黑市——若不劳师动众就管不了。要维护以往权益的压力，就会转移到国营企业那边去。因此，目前提倡的价格管制，若被推行，是会阻碍国营市场“自由化”的，也会阻碍国营企业的“包干”改革。
（贴者多嘴几句：特权者是不会考虑管制的成本的。从自私的基本假设出发，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权益。只要有管制，就可以保住他们的特权，至于能否管住对特权的存在来说并不重要，“管不住”对特权的存在反而有利。管制的成本由政府来支付，管制的特权利益由特权分子来分享。这是不是说管制的特权扩张没有一个极限呢？也不是，这个极限就是政府的财政危机。只要政府的财政足以维持管制的规模，管制就可继续存在。当政府借债无门，民不聊生，征税困难时，管制的规模也就 达到了极限。问题的关键是在半开放半管制下，政府的财政始终有收入，管制就无日无之了。）
外汇管制的谬误
外汇管制的谬误
张五常
85年1月24日
谬误是要付代价的。概念或观点上的谬误，可能导致很大的代价。令人感叹的，就是导致大代价的谬误，往往是浅显之极。在中国，跟在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样，外汇的管制是有着一个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在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重商主义者（Merchantilist ） 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因为这会引进黄金。但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享受入口的物品。贸易盈余就是出口总值比入口大——外人享受自己的产品总值大过自己享受 外人的产品——岂不是吃了亏？虽然因盈余而积蓄了黄金，可为将来进口之用，但黄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 - 90 ）后的二百年中，重商主义的观念就渐被识者遗弃了。
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是以黄金为本位，而很多国家的货币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这情况下，若黄金大量外流，对国家的币制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重商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驱之不去，是不难明白的。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凯恩斯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财经专家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翌年签署了布列顿森林 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 ），是间接地用着金本位。不管是什么形式，金本位 一旦存在，外贸盈余的争取就总有半点道理。有些国家，因为自己的中央银行滥印货币，引起通胀，黄金外流在所难免。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在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少落后国家都因为黄金外流而实施外汇管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这管制是原因之一。
一国二币引狼入室
到 了一九七一年，布列顿森林协议终于因为受不起压力而瓦解。因为金本位被全部废除了，更多国家的政府难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货币发行，引起了十多年来的举世 通胀。这一个趋势，近几年来已有好转，虽然这好转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来安定物价，有好处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价 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黄金外流，外汇管制的机会就很大了。
年 多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引起港元汇价的大幅度波动，于今思之犹有余悸！香港政府最后决定采用的所谓“指导性汇率”，其实就是以美元代黄金，将钞票以美元为本 位（七二年前香港是以英镑为本位）。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让港币的供应在固定了的汇率下，按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增减而自动减增。 有惊无险，外汇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 布列顿森林协议瓦解之后，金本位不再存在；没有了黄金外流的恐惧，外汇管制就少了一个大压力。在此以前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脱离了金本位后，就让汇率自由 浮动。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减少了管制，也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地方（如台湾），因为官僚贪污仍存在，管制虽然是减少了，但仍具规模。更有些 地方（如印度），贪污无日无之，外汇管制就驱之不去了。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会因为贪污而增加了顽固性。
在 评论中国的“一国二币”的文章内，我指出要保存现有的二币制度，外汇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谈贪污，一国二币的制度会加强外汇管制的顽固性。表面上是要外来 客付高价，多赚一些外汇，但效果却是引狼入室。外汇管制所能带来的不良效果，罄竹难书，这里不便详述。我们要问，除了便利贪污，除了一国二币有大可怀疑的 表面“利益”以外，外汇管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答案是，半点好处也没有！有的就是一些肤浅的谬误。
张氏定律不幸言中
有 人认为若中国一旦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币值会大幅度下降，这对国家的面子是有损害的。但几个月前黑市汇率是一百港元换四十五人民币，几个星期前是六十三， 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几个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说，我又有一个“张氏定律”——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公价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后几个月的转变 ，竟不幸被我言中！
在 三年前，当佛利民访问中国之后，我写信向他请教了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问：“根据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市价会比黑 市价高，但这显然跟书本的论点不同，为什么呢？”他回信说：“这是因为在公价汇率下，中国仍有很多物品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这些物品所含义着的高价值汇 率就会生效。”名家所见，果然不凡。
有人认为外汇管制可协助政府积蓄外汇。暂且勿论这积蓄是否明智，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要积蓄比外汇管制好的办法不胜枚举。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人会跑到银行里说：“请你们禁止我提款，因为我会因此而增加积蓄。”
另一个谬误，是认为外汇管制可约束入口消费，可鼓励国内的工业发展，及可减少中国对外的依赖。这些观点，不仅是违反了经济规律，绝不明智；就算是要达到这些目的，直接以关税或限制入口数量，比外汇管制高明得多。
最无稽的谬误，莫如那认为在外汇管制下，人民币的价值就愈高，因而表达了经济的强盛（一说人民币比台币值钱，所以中国的经济比台湾好！）。姑勿论目前黑市汇率的尴尬情况，若中国真的要加强人民币的币值，将现在的一百元改为一元还不容易吗？
谬误多多以此为最
在 金本位制度下，以外汇管制来阻止黄金外流，虽是下策，但为了要“安定”币值，下策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中央银行自行约束货币的数量， 是唯一可以安定币值的办法。外汇管制要来做什么？除了便利贪污及以一国二币来推行价格分歧，我实在想不到外汇管制有强可成理的用途。说是要使外国付较高的 物价，也是错得离谱。人民币的公价高、市价低，外商就迫着以外币议价，利益何在？若要收高价，直接提升物价是简单得多。在五花八门的谬误中，我以为最容易 被人接受的，就是外汇管制可减少外贸赤字，因而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但问题是，若没有外资进口，外贸怎可能有赤字呢？贸易赤字是因进口大过出口而起的；但若 要进口，就入非有出口不可。没有管制，不谈资金流动，赤字何来？正如在香港做生意，或甚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怎可以长久地入不敷出？若有人能长久地做到入 不敷出——他的享受能长久地大过他的生产贡献——何乐而不为？对外贸易并不是政府财政，可以长久地以赊借渡日，先花未来钱。
假 若我们考虑到资金的进出口，情况就不同了。举一个例。近几年来美元在国际上大幅度升值，使美国的外贸赤字激增。这庞大赤字怎可以存在呢？答案是，在同期间 美国有庞大的外资进口，在高息下，在美国存款、买股票或债券。列根总统幕下的经济谋士所担心的，不是赤字的本身，也不是外资进口，而是这些进了口的外资， 大部分不是投资在地产或生意上，而是集中在可以赚取利息的财务投资。他们担心的重点，就是这些外资可以急去。若这些极易流动的外资一旦大量撤离，怎么办？
资 金的进口，是可以支持外贸赤字的。但除此之外，贸易赤字就难以产生。中国若解除外汇管制，取缔一国二币，，让外汇自由浮动，情况会怎样呢？答案是，人民币 会有一次大贬值（其下跌幅度会小过黑市汇率），其后中国政府若能约束货币的增长率，更大的贬值就不会再发生。外贸是否会有大赤字，就要看外资的进口多少而 定了。解除外汇管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屈指难算。
在 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要投资在中国财务上赚取利息的人，显然是少之又少。要争取这种外资，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才能做到，更何况在有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进了 口的外资不一定能出口，有谁会对中国打主意？但因为中国是百废待举，只要市场继续开放，利润比外地高，投资到中国设工厂或建洒店，虽较冒险，也有所值。中 国的执政者显然是极度欢迎这种投资的。但除了要大事推行市场经济外，引进外资起码有五个困难。
必须准外商赚大钱
第一、 外汇管制显然是一个重大障碍。这一点，任何到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的。
第 二、中国的执政者受了马克思的污染，对市场运用的功能知得很少。他们一方面谈合理价格，另一方面谈合理利润。他们认为外资到中国，能赚到与利息相若的利 润，就算是公平合理。但他们是忘记了做生意是很容易亏大本的。相等于利息的利润之所以“合理”，是指在竞争下的平均利润。生意既然可以亏大本，要引进外 资，就必须给投资者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坚持合理利润，还有什么投资者会冒风险去下注？
第 三、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欢迎外资，另一方面却反对外贸赤字！这是说不通的。在一般情况下，若资金是进口大过出口，外贸赤字就会产生。当然，中国政府跟一般 自由企业的政府不同，喜欢由政府本身积蓄外汇。但积蓄了的钱还是要用的。有钱而不用，要钱来作什么？花钱不仅是为消费，也可以是为生产赚钱。换言之，要大 量引进外资，外贸的赤字就不应反对了。
第四、在目前的中国，权利界定仍然是很不清楚。别的不谈，单就是因为权利不清而引起的庞大交易费用，就足以使外商却步。在商讨投资时要跟谁谈判，要由谁批准，及其他种种因为权利混淆而引起的各种疑问，曾与中国洽商投资的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最 后一个引进外资的困难，就是中国不肯将土地出售。禁止将“国土”出让给外籍人士，也是基于一些古老相传的有关土地的谬误，将来有机会我会再向读者解释。在 引进外资的问题上，禁止土地出让或长期出租，就会迫使外商跟中国合资或合作。但在投资上，合不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有权不合作（独资）可以减少合作者的 不合作行为。因此，不仅是被迫与国家政府合作是一个投资的大障碍，就算是被迫与其他私人合作也是大有问题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在没有金本位或“外币”本位的制度中，外汇管制是没有任何可以说得通的经济理由。中国目前的一国二币制，是一个很特别的支持外汇管制的因素；但我曾指出，以二币一价的办法 来施行价格分歧，所获甚少而代价甚大。难道中国的命运，就真的是被某些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所连累了？
但外汇管制或任何管制都会增加执政者的权力，也会便利贪污的行为。这一点，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再作分析。
城市改革的困难
城市改革的困难
张五常
85年1月3日
在 《大搬迁的压力》一文内，我指出中国在经济上若真的是要现代化，在未来二十年间就必须有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我指出，让资产（即生产资料）有 自由转让权，利用市场的自动调节来指引这大搬迁，是唯一合乎经济规律的办法。在该文内我又指出，因为近几年来中国在农业上的改革比城市工商业快了一步，所 以这搬迁的压力在目前是不明显的。
但 这并不等于说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比城市的高。我所指的是前者的改进较快，原有的搬迁压力是减少了。根据一项估计，现在城市的生活指数，是要比农村的高出二 点四倍；这比四年前的二点八倍是有了进步。不同的生活改进速度可能比不同的生活水平对行为更有决定性；这解释了几年前常听到从农村跑到城市的“黑户”为什 么少了。
有 很多人——不少是住在中国的朋友——认为现在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是要比城市的高。这是一个错觉。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及运输的方便，接近城市的农民的生活水 平是较高的，但离城市较远的农民就不可相提并论了。环绕城市的一个“农户圈子”的生活水平最高，这是近两年来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以物质资产界定权利
在 引导大搬迁的过程中，这一个生活比较好的“圈子”是一个小障碍，而一般农村的改进速度比城市快也是一个小障碍。当然，我们是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去反对这些因 为改进而引起的障碍——这些是愈大愈好。我们希望的，是在今后，中国的城市改进能有更好的表现，使大搬迁的压力增加。我们可以 这样说，目前在中国，城市工商业的制度改进是当务之急；这一点，中国执政者是体会到的 ——虽然他们似乎是忽略了大搬迁的重要性。问题是，城市的制度改革要比农村的困难得多。在《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一文内，我指出从“共产”走向“私 产”就是要将约束行为的办法，从以“人”或以“阶级”界定权利转为以物质资产界定权利。那就是说，在基本上，“共产”与“私产”的不同就是界定权利的方法 不同。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问题是，假若共产中国真的是要走向私产制度——假若目前的改革是没有政治、思想及面子上的困难——这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是 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从阶级权利界定转为资产（资源或生产资料）权利界定的过程中后者的权利分配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引起冲突或纷争。就农业而言，这个 因为制度转变而必须有的资产权利分配的处理是比较容易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劳力及土地，而这二者的权利界定及分配比较容易。劳力资产 归劳力付出者所有，是顺理成章，反对的人就会有一个要强占他人劳力的不良形象。土地的权利分配是要比劳力困难，但在所有物质资产中，土地是最容易被划分及 界定的一种。第二个比较容易处理分配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是比工商业生产简单。一个农户以包干合约得到了耕地，不管耕地面积是大是小，他总可自作耕耘。当 然，土地面积与劳力多少的比例，对生产效率有重要的决定性。但不适当的比例，往往可用选择品种调整，而雇用劳力或转包更可以（提高）（原文是“协作”—— 贴者注）合作生产的效能。
产权应被允许自由转让
在 这里我要指出，改变制度时的产权分配，若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共产政制下的等级高低为准则，是可以减少纷争或冲突的。据现有的不详细资料所显示，在农业改革 中，以前工分制下的队长有较大的机会作为承包者。换言之，昔日职位较高的干部在改制后获得较有价值的产权的机会较大。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权利分配的准则是可 使改革能较顺利地进行，但至于这准则是否合理或公平，经济学就无法作答了。以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在改制中的首次产权界定分配， 获得生产资源权利的人并不一定是善于运用资源生产的人，这是会引起浪费的。补救的方法很简单：产权在分配后要有自由转让的权利——这可使不善于生产的产权 拥有者将界定了的产权卖给善于运用这些资产的人。中国要将城市内的工商业机构改为承包制，或将国营的机构改为近乎私营的机构，困难要比农业的改制复杂。理 由如下 ：将一间工业或商业机构内的非劳力资产界定为私有就往往不能象土地 那样划分界线。一张桌子、一架打字机、一部电脑、一门科技、一宗商业秘密，或一项代理权，都是生产资源。将这些在物质上划分，不仅不容易，就算是能成功地划分了，对生产可能毫无用处。
举 一个例。香港的公司是私人拥有的，其生产资源都是私产。但除非公司是一个人独占，公司的产权分配是以股份决定的。我们不能在一间多人拥有的私营公司内，指 定某一张桌子是哪一个人的私产——桌子是公司的。在私产制度里，一间多人拥有的公司的形成是由股东们合资，购买资产或生产工具，但每一样工具都不是由个人 拥有的。要是每一样工具、楼宇、专利权，或其他生产资料都是由个人分别拥有，然后将这些资产以合约的方法组合，共事生产，交易费用就可能很高了。以股份来 界定资产的权利分配，是（可以）（加上“可以”是病句？——贴者注） 大幅度地减低交易费用的最佳方法。
中国要改革工商业的制度，是不能象农业那样以实物（土地）划分权利的。可行的办法只有三种，但优劣不同。我担心的就是中国当局会采用这三种中最不合乎经济原则的一种。兹将这三种办法分述如下。
工商业机构承包的选择
第 一种办法，就是由有关的地方政府当局选择承包主事人，将现有的国家工商业机构改为“包干”制，每个机构由一个或几个主事人负责生产。扣除了政府的固定征收 后，余下的生产收入就按机构内每个职工成员的贡献多少分配。我以为这种办法最有可能被采用，因为它既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共产及国营的形象，亦能在某种程度 上维持现有的官僚阶级的权利。
但这个改制办法有着几个不良的经济效果。第一，以政治手法选出来的主事人并不一定是善于工商管理的。选错了人怎么办？要按什么准则及用什么办法使他下台？第二，每个职工的生产贡献由谁而定？以什么准则而定？有了纠纷怎么处理？第三，怠工或散漫的职工可否被革职？由谁决定革职？以什么准则决定？要辞职的怎么办？辞职有什么补偿？补偿的多少由谁而定，从何而定？这些困难在农业包干制下是不严重的。
第 二个改制的办法，就是将股权分配给现有机构内的职工及干部。每一个成员所获分配的股权多少，可由机构内的全部成员以投票方式决定（这个以投票分配的办法， 在美国的职业球队中是常用的）。分配了股权之后，股权应该被许可在市场自由转让，而每个成员（股东）可被革职，也可辞职。在这一个新的制度下，机构的主事 人不一定是机构内的股东，而主事人的任用（或革职）是应由股东投票决定。在机构内的职工（连主事人在内）的工资，就可以因为有了转让权而由市场决定了。生 产所获，扣除了政府的征收、工资及一切生产费用，余下的利润就可以用分“花红”或派息的方式分配给股权的持有者。这第二种办法的经济效果，显然比第一种的 为佳。但它有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就是改制时的手续比较复杂。
马克思在世也难加以反对
最 完善的是第三种办法。这就是以招标的方法，将现有的国营机构，由国内或国外的投资者以竞投的方式去获取可以控制该机构而从事承包生产的权利（机构本身的职 工也可以组合竞投）。任何一间现有的国营工厂、饭店、酒家及其他商业机构，有关的政府当局都可以议订承包合约的内容，指定年期、政府的固定征收、及任何其 他管制规例。有了这些合约所指定的局限内容，投资者就可依约出价，以价高而赢得合约的人就是承包者。当然，合约的局限愈少，投标承办的价格就会愈高。
在 以招标承办的改制方法中，承包的人所出的标价是不应该由政府收取的（政府已有在合约内所指定的征收）。标价的收入是应该分配给现有机构内的国家职工及干 部。有了这些收入分配，职工要辞职或被解雇都不难处理，而辞职及解雇的权利对生产的推进是极重要的。同样重要的，就是承包合约应该被准许在市场自由转让， 因为这会使生产机构的管理落在善于经营的人手上。
招标承包的标价，不一定是要一次缴付的。付了有保障的“首期”，然后分期付款，可以鼓励较多的人竞投。至于那些目前正在亏本的国营机构，也是可以拿出来竞投的。只要约定的局限规例少约束，因为资产有所值，投标者总会出价。企业家——尤其是香港的企业家-实在是有起死回生之能。
在形象上，招标承包的办法最接近“资本主义”，所以较不容易被接受。但以这种办法改制，就算是马克思复生也难以指出有什么人被剥削了！（是没有办法指出有什么人被剥削了，但这办法却可以制造一个有剥削的制度！在有些人看来。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括号内为贴者所加——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