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hu's crazy ideas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已经意识到：

第一，他们在战争问题上被愚弄了；

第二，战争正在转变成国家的一场灾难；

第三，美国必须撤军。

像对越南战争一样，许多人仍然希望有一个“优雅的”退出。布什的增兵计划就反映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当人们看到增兵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可能彻底撤军。我相信，美国 会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从伊拉克撤军，因为如果到那时战争仍在拖延，共和党将会面临灾难。

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是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重大失败。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不能独自引领世界，因为其他国家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占到世界经济总 量的一半，但目前只占四分之一。再过半个世纪，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将会下降到15％。显然，美国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使其像以前那样领导世界了。

但我并不认为财力是目前的真正问题所在。如果美国能够提出得到亚洲和欧洲支持的政策，他们就将共同分担所需的经费。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很难提出能被他国 广泛接受的微妙的外交政策。在种族问题上，美国的政治家们仅仅给美国民众非黑即白的政策选择。在“冷战”期间，由于当时世界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极端化的方式也能得以有效运作。而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远为复杂，各种历史宿怨牵扯出纷繁的国际冲突，这种局面使得美国无法很好地加以掌控。所以，美国只能在得不到其他国家支持的激进政策和孤立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也许会变得更为严重，或许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的时 间内，美国都会避免大型军事冲突的发生。

更为棘手的挑战则来自经济方面。美国的许多经济问题被一谈再谈，以致令人生厌，诸如贸易逆差、房地产泡沫、消费者负债、养老金不足、制造业萧条、基础设施陈旧等等，莫不如此。然而，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医疗开支的大幅上涨。

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都被用于医疗保健, 这几乎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医疗开支的额外成本导致了美国的低储蓄率，进而表现为贸易赤字、基础设施陈旧等严重的经济问题。

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是美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都停滞在五年前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对冲基金经理和公司总裁们令人咋舌的收入纪录 还在被频频改写。这一轮经济增长并没有切实为民众带来福祉。由于失业率仍处于4.5％的较低水平，这个问题目前并未显山露水。只要人们还有饭碗，他们对于 不平等的抱怨就不会转为过激的行动；但是一旦经济走入衰退期，这种紧张就有可能急剧升级。

在美国，许多民粹主义者习惯于把美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等外部因素。表面上看，原因似乎很简单——外国人把高薪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从美国人手里抢走，使 得美国人只能在麦当劳餐馆这样的低薪服务行业工作。学术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解释，而节省劳力的技术进步更可能是原因所在。但是，这种民粹主义观点却很 容易散播开来，而且，它已经影响到什么样的人能当选国会议员。如果经济进入衰退，持保护主义立场的政治家就有可能主宰国会。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来说，这都将是一场灾难。

当然，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但我相信，更可能出现的是好的结果。因为美国从全球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大，例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市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都是来自国外市场。

“看不见的手”的本质是市场竞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赚钱，都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竞争使价格趋近于成本，并使低效率的参与者出局。这一点在购物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购物者会在一条街上货比三家，这促使商家最终把价格降到商品成本、经营成本加利润边际（以收回投资成本）之和的水平上。在不同城市间，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存在价差，就会有人把它从价格低的城市贩卖到价格高的城市。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套利。在这个例子中，套利活动的有效性以两 地间的运输成本为限，直到两地间的价差小于运输成本为止。

　　运输成本是市场竞争中的主要“摩擦力”。马可波罗用了数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来到中 国。在那个时代，西方世界丝绸、香料的价格是东方的50到100倍。尽管这刺激了很多商人冒险来到东方，但在现代航运业兴起之前，这种贸易的数量不足以使其抹平东西方的价差。二战后，世界运输业最重大的发明是集装箱化。这并非什么新技术，而是将世界范围内集装箱的规格标准化，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使远洋运输的成本大大下降。

　　更有趣的是，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北极冰层不断融化，使得经过北极的商业航线成为可能，这样从东亚到欧洲的航线距离将大大缩短，甚至巴拿马运河也会成为多余。实际上，今天的运输成本已经很低了。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这就是T恤价格在这两个城市几乎 相同的原因所在。

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取决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例如，证券市场指数期货的价格可能会与现货市场的价格背离，反应快的交易者会在两个市场间套利。这种交易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当然，这种机会吸引了很多人，使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差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套利活动的利润最终会趋向于零。比如，汇丰银行的股票在香港、伦敦和纽约都挂牌交易，股价经常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对此进行套利，但这要求交易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买入、转移、再卖出的操作，才能实现利润。在实际中，这是很难做到的。操作本身需要成本，各地价格的相对高低也可能转换，所以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可能不同，并且能持续相当长时间。

　　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动出现在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出口在2007年可能增至1.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40％。出口增长给GDP增长带来的直接贡献可达4个百分点；间接地，出口会刺激银行储蓄的增长，因此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

　 出口的繁荣是生产从高成本国家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拥有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来获利。当然，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竞争，他们的利润率最终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国家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工人是最终的受益者。中国已经成为轻工业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而且我认为，这一套利过程会进一步把像汽车零件这样的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在十年内，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将从现在的2000美元上升到4000美元－5000美元。

以上谈到的几种套利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下面我想讨论的生活成本套利则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而它可能给中国及其邻居带来深远的影响。长久以来，很多著名的出版物，如《经济学人》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进行排名。最近的调查显示，挪威的奥斯陆是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而韩国的首尔是亚洲最贵的。这样的调查通常选 取一篮子消费价格进行比较，包括房租、日用品、教育、餐饮等等。当然，由于不同地方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同，这种比较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

　　对生活成本进行套利是很难的。即使苏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苏州去买日用品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苏州的汽车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为可能，因为运输成本相对价差显得很小。英国人现在会到纽约去购物，因为英镑兑美元的比价已经从十年前的1∶1升到2∶1。

　 汇率经常受到贸易平衡和资本流动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英镑的上扬与从俄罗斯和中东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关系。尽管一些英国人到纽约去采购，但这对资本流出的影响不足以抵消那些俄罗斯大亨们给英国带来的资本流入。不过，来自俄罗斯的资本流入是暂时的，但英国人到美国的采购却会持续下去。最终，这种因素会促使 英镑贬值。

尽管购物之旅可以被看作是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种形式，但终极的套利方式还是人们从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资也高，因此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这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和客户不在乎你住在哪里的人是可行的。有些基金经理也在加入这一队伍。比如巴菲特把家安在内布拉斯加州，因为他长线持股，不用每天都关注市场。有些经理却不得不住在纽约、伦敦、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以便及时了解每一个可能影响市场的传言。对多数人而言，搬到 低成本的地方意味着只能拿到更少的工资，这使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打算。

　　不动产价格的差异是一道更难逾越的障碍。1989年夏天，我在东京工作，当时那里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我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着一座非常小的独栋房子，与旁边的房子挨得很紧，大约有120平方米。朋友告诉我，房子价值 600万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万美元，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都超过6％；也就是说，不动产的价格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50倍，而房屋价值的利息收入是他们家庭年收入的3倍。我提醒他们可以卖掉房子，用收益购买美国国债，这可以让他们在美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然后等房地产价格下跌后再搬回来。但我 的朋友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我们日本人不这么做”。

　　正是因为日本人不曾打算套利，资金不断涌入楼市，却鲜有人获利撤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才被吹得如此之大。像纽约、香港这样交易文化发达的城市，其房地产泡沫永远不可能像当时东京那样严重。1997年香港楼市大跌时，其泡沫水平不过东京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