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愿许知远在理想主义道路上走好
by 安替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看《经济观察报》了。这个世界也已很少注意这张报纸在报什么了。最新从那里传来的消息是，该报灵魂、主笔许知远正式辞职。（
http://www.mindmeters.com/blogind.asp?id=16）
如果我们写文说到昨晚和朋友喝酒，我们顶多会说，“昨晚和张三在外面鬼混喝酒、一派胡话”，因为和这个场景相比，我们更想说其他的东西。但许知远会写出标志性的文字：“夜班与ERIK在路边喝酒，风清月明，对面是麦当牢和永和豆浆的灯火。”这种“格调”是深入许的骨髓的，这因而得到了很多人的热爱，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厌恶。
从我的角度来看，世人再也没有像经观主编何力如此宽容和溺爱许知远了。当你第一次看到许的文字的时候，你会很喜欢，那种类似“纽约客”的文笔舒缓地告诉你一种情绪，劝说你相信我们处在一个“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不确定的”世界，甚好。但如果自从2001年4月以来，这种劝说在每周的报纸上都出现，而且不分场合、不论何事，扔给它任何劲爆的主题，它都能抛还给你一个“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不确定的”优雅骨头，这就会彻底激怒我们这种对信息和观点越来越苛刻的读者。除了这个优雅骨头，难道经观没有别的了吗？
其实有的。首席记者仲伟志的业界口碑就非常之好。但任何看过《经济观察报》的人，都把这种橙色报纸和一个希望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年轻主笔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于今天许知远的辞职，完全代表该报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
离开的许知远依然很自信，他依然用我们几乎会背的句式讲诉他之后的理想：“人生一场长跑，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的，我又想起了罗兰·巴特，他37岁才开始写作，卡尔·波普尔，他到了将近50岁，才获得初步的声名。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这一句实在有点骄傲和让人讨厌，但我真的这么想过)。”
不过，我看了最后这段，却有些悲哀，想和爱许的人分享。当许知远刚宣布要让人大吃一惊的时候，他提起的都是20多岁的外国人名字。4年过去了，当他开始引用37岁和50岁的外国人名字的时候，整个媒体界已经是群雄并立，已经很少人有耐心听他在说什么。道理也很简单，他有过说过除了“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不确定的”这根优雅骨头之外的东西吗？甚至，我们今天还能想起他在任何一个公共话题上提出的任何一个令人佩服的除了优雅骨头之外的洞见吗？
也许许知远离开经观是对的，这样他才能看到精彩的大地，虽然没有那些眩目的18世纪法国名字，但却是一切事业的源泉。他的理想也是的确有很大的空间的，例如曾经模仿《纽约客》或者《纽约书评周刊》的《书城》，现在走到了《读书》的左派死胡同，丧失了大量的读者。如果许真的能办一个精英文化杂志，也会得到成功。但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是，许能不做主笔吗？
每一个男孩都有让人大吃一惊的梦想，但男人都会知道，让人大吃一惊的从来不是这个人，而是他身后那片令人眩目的事业。我们记得梁启超，是因为他卷入了那千年不遇的大变局。的确，许的未来意识是对的，今后20年的各界泰斗就出于我们这一代中；但历史颇为残酷，只会眷顾那些有着长期艰苦准备、并且深深卷入当下的年轻人。
人各有志，祝许知远在理想主义道路上走好。
posted 2005.08.02 Tue
中国经济是亮了红灯吗？
by Steven Cheung
这些日子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坐立不安。一方面，五千年第一次打进国际经济，踢世界波，踢得似模似样，鬼子佬无不啧啧称奇，作为炎黄子孙我当然高兴，也有点骄傲。事实上，不需要是炎黄子孙，我的美国朋友一般为中国拍掌。支持历史上的underdog乃人之常情也。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形势，加上树大招风，行差踏错可以败走麦城。最头痛是国际竞争激烈，靠接单的厂家一般认为，如果在国际上自己成本上升百分之五，加上汇率的变动使出口价上升百分之五，关门大吉可期也。
几天前跟一位在广东接单的厂家朋友论经济，谈到印度。他说一位印度商人订货，亲自跑到神州来逐件检验，很苛求，害得他几晚没睡觉。他说几年前印度产出的类 同产品质量较低，价格也较高，接单容易。但今天印度的类同产品质量一样，价格相同，印度商人还跑到中国来订购，主要是因为印度的工厂比中国的小很多，大量 订购印度应付不了。印度厂小显然因为资金不足，但假以时日，资金问题得到解决，再来中国订货就不划算了。 去年末季印度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比中国的高，今年首三季落后中国一两个百分点。可能像中国十多年前那样，印度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估了。两星期前侯夫子告诉 我，他读到一篇鬼子佬写的文章，说印度目前的发展形势胜于中国。
说过了，我衷心希望印度的经济搞起来，就是搞得比中国富裕我也高兴。我深信不疑的比较优势定律说，大家自由专业产出，互相贸易取利，不会有输家，而历史的 经验也这样说。问题是，如果有国际政治压力的左右，或自己作出一些蠢政策，比较优势有了转移，输得兵败山倒是可能的。 是的，这些日子外国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捧到天上去，北京的领导者可能有点飘飘然。不是批评，因为炎黄子孙一般地飘飘然。骄傲不打紧，也应该，问题是自满，以为自己了不起，有资格轻浮也乱来一下。这是错，错、错、错。 是的，这些日子我觉得北京或上海等大地区的政府有点自满，有点轻浮。说什么经济过热，要宏观调控， 你调人家不调，你大言不惭人家拼命跑上去，斗输不打紧，但调控左右了市场的运作，可以入肉伤身。说什么楼价过高，或上升得太快，处理的办法竟然不是增加楼 宇的土地供应，而是推出种种左右市场的法例。你这样做，人家不这样做，头痛头痛。 什么最低工资，社会福利，发展得有看头的经济往往如此这般地过瘾一下。这些小动作通常会变大，而大了对经济有大损，是那些所谓先进国家的经验。
德国叫救命的例子有说服力。今天的形势史无前例，廉价劳力多得很的国家多得很，一起参与国际大比并，而中国还有数亿农民人口要转到工业去，北京要眼观六路，果断处理，切忌轻浮。告诉你吧，今天广东的民工短缺（一项估计是缺二百万），可不是因为民工北上，而是因为在国际竞争下，广东的厂家不容易以增加工资 的方法来解决民工荒的困难。 是的，我认为两个多月前中国央行提升人民币值百分之二强是轻浮之举。人家赞几句，施点压力，北京的坚持于是失守。纵观天下大势，我曾经大声疾呼不可，蒙代尔也大声反对，史丹福的一位大教授反对得更厉害。大家都记得历史，也懂得判断国际的竞争形势。 中国经济是亮了红灯吗？朋友，你自己想想吧。
对吴冠军先生的简单回复
by 牧师羽良
写那个“没什么根据”的批评时，我就预料到以吴先生在网上的活跃程度，早晚会看到我这个“伪学术”的指责。既然写的时候就不怕被看到，现在也不怕继续多说几句，得罪人最忌讳半途而废，磊落最重要。
我粗粗浏览过吴冠军的一些文章，发现吴冠军的文章，除了充斥着能把外行读者吓倒的人名和概念名外，剩下的也就是那股子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关注自己的情绪了。我个人很讨厌这种写作方式和写作背后的情绪。就以吴冠军最新的一篇《让我们从现实中醒来》为例，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这篇文章采用了哈贝马斯主义的内在批判路径（即以体制许诺的目标批判体制）”，且把Harbermas现在能不能成为“主义”放在一边，但就“内在批判路径”这个概念而言，我就觉得很搞笑。我如果是一个读者，第一反应就想问问作者，犯的着这么一本正经的说话吗？全中国在书店里站着翻过Harbermas书的人不会超过50万（估算这个数有个简单的办法，把国内所有哈氏译著的累计印量乘以一个average的浏览人次），如果笼统的认定这其中的十分之一完整的读过哈氏的一本书，那么了解“内在批判路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的人也不会超过5万，而吴冠军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仅仅）写给这5万人看的，那么你非要把这个概念拎出来干什么呢？如果这也算是为了同行评价方便的话，你干嘛不干脆把德文原文摆出来？何必摆弄中文，国内哈氏翻译一向混乱，郭官义和曹卫东对公共领域的翻译最初就不尽相同，何况这个少人知道的“内在批判路径”？
还好，吴冠军帮读者解释了何谓“内在批判路径”：即“以体制许诺的目标批判体制”。虽然还是不像中国人说话，但受党马列教育多年，知道“体制”和“批判”大概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不过这还是太可笑，千把字的文章，也至于这么郑重其事的？如果是读书笔记、论文大纲或者是小范围流传的手笺尚可以理解。可全文的调调明明是写给所有人看的，这么个写法就值得说道说道了。有几个人能明白的理解这个“以体制许诺的目标批判体制”呢？我把这话传给一个资深时政记者朋友看，问他懂不懂什么意思，人家就回给我一句话：你丫给我说人话。我只得跟朋友举个例子说：这话相当于以前各国共产党整风时用马列批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一个道理。朋友这才明白。其实，吴冠军这篇《让我们从现实中醒来》剔除Marx、剔除Lacan、剔除Zizek、剔除什么public justification之类的术语，想说的无非是“江泽民同志与胡锦涛同志再次着重提出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呵呵，拉进来那么多洋人和西学理论，绕回来还是我党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源为根本，那又何必扯什么洋鬼子呢？难道“体制允诺的目标”在“批判体制”时还需要体制外的理论来构成其合法性吗？
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向普通大众发言时，心态要平和。不要以为自己比一般人多读两本书，多懂几门外语就一定比普通人看的更远更深。这种无意识的自以为是是虚妄的扯淡！我从来没见过马克思的政论里有像挤牙膏似的概念堆砌，也从没见过西方现在哪个学者在接受大众媒体采访时，用概念连成句子这么说话。国外搞政治哲学的大家里面谁像你吴冠军似的这么冲大家伙儿说话？
SignandSight这个网站翻译了很多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媒体上的发言和文章，不管是哈贝马斯还是贝克，谁的文章像吴冠军这么写？可能说话说的最抽象的是Zizek的老师Sloterdijk的那篇，但Sloterdijk表达的时候也很小心，务求每个他“发明”的概念让每个人能直观的理解，实在抽象如“内在批判路径”的概念，总要形象的解释一下。吴冠军又是怎么写的呢？“不管担任多大的官，法律之剑乃是最高的尚方宝剑，只是它的权力不再授自于高高在上的帝王天子，而是授自于人民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与公共论证（public justification）。”Sorry，你能不能先告诉读者，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什么？是三个代表？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再麻烦你告诉我，公共论证怎么来搞？是到信访办上访？还是跟网评员们在大小BBS上争夺舆论阵地？亦或是家家照搬国际大专辩论赛？
知识分子如果不会用直白不易被误解的语言向大家喊话，就老老实实写论文去和同行交流，不要硬要充当公共知识分子，更不要妄想用这种少人能懂的“深刻理论”来充当意见领袖。理论知识永远是常识知识的二次建构，知识分子对公众写作时要时时记住，你的理论知识可能很优越，但你的常识知识不会比一个小商贩强多少。老毛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可不懂得什么radical philosophy。政治家和理论家是在两个层面工作的不同人群，他们会有相互的影响，但绝不是一个政治口号包装上时髦的激进政治哲学解读，就真成了奔向新生活的指路明灯的！既然吴冠军喜欢拿Harbermas说事儿，那为什么不多琢磨琢磨Harbermas早期的《理论与实践》是如何告诫知识分子不要僭越的？看到一个现象或者实例，回去翻书找来理论和概念解读，这是许纪霖、汪晖那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丑恶的骗人把戏，吴冠军同学难道还想重复下去吗？！
我不知道，一个不懂德语和法语的人，为什么敢那么自信的“很理论着”的引用Harbermas、引用Lacan。谁见过哪个学术斐然的学者是隔着语言这么最致命的一层纱来搞研究的？如果你真自信懂了Harbermas、懂了Lacan，又何必非要把他们的名字抬出来给自己壮胆？或者，你觉得这么着理论、这么着喊话很vogue？
说实话，我虽然不算是搞学术，但自信还是有些学术爱好的品味和眼光的。我认为，吴冠军的学术做到现在，无论是理论写作还是公共写作，都是不及格的。根本就没入流，当然，也许在许纪霖那种老学棍眼里已经很学术了，也许在中国这个地方混下去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吴冠军同学能够记住，你现在对理论的认识和写作水平，大家还难以沟通。这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你我在对这个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理解上有着严重的认知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你的写作和我对你写作的批评上。所以，至少现在来看，大家是话不投机，见面恐怕除了无聊的寒暄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不解和不屑。还是各忙各的好。
17 August 2005
自大的无耻——也谈许知远的离去
by 牧师羽良
许知远终于辞职了，下一个，希望是那个毫无长进的何力。
我不明白，一个新闻人，哪儿来的那股子北大中文系独有的酸腐恶臭，不就是一次辞职吗？他也至于把那个叫罗兰·巴特的恋童癖拉出来？也至于把那个哲学愤青波谱尔拉出来？
许，从来不是个合格的新闻人。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在所有的新闻同行和读者面前装深刻？他既然那么喜欢罗兰·巴特，怎么从没见他讨论过巴特的符号学？那么喜欢波谱尔，为什么不说说波谱尔是如何在海萨尼的批评下晚年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我曾经私下里对几个跟我提到许知远的朋友说过一句大话：“许知远每在文章里提到十个名人，他真正读过的不超过三个。”许知远提到弗里德曼，但我断定他读过的弗里德曼的著作不超过三本。他提到乔姆斯基，甚至还亲自拜访过他，但他绝对不知道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到底是在研究什么。许知远的文章有着中国新闻评论员队伍中最不可救药的一面，那就是不懂装懂的附庸风雅。我从来没见过许知远把哪怕一件事深入完整的在一篇文章里说清楚过。他永远在拿别人的id和作品号来包裹自己的空洞和平庸。过度的修辞在他那里成了保持文章青春的毒药，用的越多，文章的芯儿越烂。我有时候真想找机会当面问他一句：许知远，你他妈的到底在跟谁厚着脸皮装深刻？
许知远的文章中总是充满莫名其妙的焦虑。好像这个世界就他和他能够采访到的几个人在思考。可其实呢？他把这种elites下的自我理解深深的传染给了《经济观察报》——一份本来很有希望的财经报纸。在这种意淫式的的自我玩味下，《经济观察报》的定位从商务金融从业人员的必读变成了大学生周末，面对着这种报纸定位滑落的耻辱，许知远竟然还厚着脸皮说“我们要创建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这怎么样一种自以为是的浅薄！这又是怎么样在用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作风在毁坏着自己所在的报纸！
许知远的文章中常常流露出他的两大癖好，一是攀高枝，大家看看他辞职的日志（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cat_id=36&log_id=1225），有这么一段话，“覃里雯是被我从美国拉回来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去美国，英语糟地连提问都紧张（现在也不怎么样），覃里雯陪着我和阿飞到处乱跑，我们采访了很多有趣的人，我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要创建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昨天覃里雯碰到陈志武，他在耶鲁时请我们一起吃饭，那顿自助餐真好吃）”。我不明白，他怎么就想起来和陈志武在耶鲁吃饭，这和他辞职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没有，他硬要把陈志武和耶鲁的自助餐拿出来，只能说明，在他心里和陈志武吃饭是个特权，是能令人在高看耶鲁的陈志武的同时，也高看他许知远的特权。这是多么不自知而幽暗的心理，这就是一份严肃财经大报的主笔应有的素质？
许知远的另一大的癖好，他可能更不自知，就是在他的新闻同行面前冒充自己很有思想很有学术，而在采访真正的学术人时，又重归新闻人的自我认同。法国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极其愤怒的戳穿了这种可笑的表演本质：他们是用“大学媒体人”和“媒体大学人”来自我册封自我授权，妄图通过这种册封和授权，来蒙骗别人。这种人的普遍特点是，不接受同行评价！许知远算是个学者吗？不算；许知远是个好记者吗？不是；许知远是个优秀的专栏作家吗？够不上，那许知远到底算是什么？
是的，只要我们用我们的常识和逻辑把问题反复逼问到这一刻，我们就能看穿许知远这类新闻人的本质。而这种本质，恐怕是他自己都看不清的，否则，谁还会继续使用这种拙劣的把戏来混饭吃。因为这样混，早晚是要还的！
我的一个朋友，曾是个资深财经记者，他最早在我面前表达了对许知远的不屑，他说再过十年，中国的年轻一代英语都不会差到哪儿去，到那个时候，许知远这种毫无深度的二道贩子难道还能靠贩卖与己无关的事儿混饭？
安替在评论许知远离开的时候，还很友好的祝福他，说他办一份精英杂志也许能成功。我只把安替的这个祝福视为出于人情的善意，我可以断言，像许知远这种喜欢装出自己很懂欧美主流文化，很了解精英和知识分子群落的人，其实只是在那儿不断的用他知道的人名和书名外加一点儿轶闻趣事来装点自己的空洞，他能办出来的精英杂志，又能比《书城》那种垃圾刊物强到哪里？
但愿，像许知远这种不及格的媒体人，越来越少！
2 August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