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到雄奇即罪名——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
by 方舟子
一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 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 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 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 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 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 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 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 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 ，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 ，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 ，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 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 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 ，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 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 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 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 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 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 ，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 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 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 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 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 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 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 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 街的靶子了。
二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 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 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 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 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 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 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 ，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 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 ，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 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 ，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 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 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 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 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 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 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 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 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 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 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 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 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 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 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 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 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 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 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 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 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 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 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 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 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 。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 ，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 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 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 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 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 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 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 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 。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 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 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 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 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 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 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 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 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 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 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 ，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 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 （“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 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 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 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 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 必慎重，不 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 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 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 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 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 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 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 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 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 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 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 、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 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 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 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 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 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 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 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 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 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 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
明朝的士大夫鉴于 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 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 ，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 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 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 ，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 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 ，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 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 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 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
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 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 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 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 ，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 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 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 本直《漩声记》）。
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 “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 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 。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 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 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 ，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 ，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 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 ，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 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四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 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 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 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 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 。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 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 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 。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 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 ）。
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 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 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 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 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 吧。梁廷栋倒真地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 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 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 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 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 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 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 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 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 ，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 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 过 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 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 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 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 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 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 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 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 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 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 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 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 ，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 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 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 从戎， 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 焕那场著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 ，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 “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 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 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 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 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 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 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 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 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 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 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 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 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 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 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 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 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 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 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 ，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 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 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 ，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 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 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 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 大夫们，不管是君 子还是小人，是博学鸿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 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 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 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 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 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 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 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 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 》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 ，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 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 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 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 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 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 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 、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 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 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 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 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 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 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 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 ，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 ：“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 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 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 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 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 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 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 也相当合适。
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后 记〗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 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 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 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 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 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 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 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yuhu有所删节 (于2004.3.06第一稿)
著者:杨小凯
最 近朱学勤教授请笔者为百年中国史写一章中国百年经济史，盛情难却，只好慢慢收集材料，准备这一章的写作开始做阅读文献的家庭作业以後，後悔不该应允此事， 因为比起做理论研究文章，阅读文献辛苦多了。为了累积背景材料，笔者写下一些读史笔记，也许不少读者会有兴趣一睹晚清经济史。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 (或商业资本主义)
——晚清的经济历史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晚清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人认为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 80 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
第二个问题与中国和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关，也与当时法国和英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大大落後於西欧，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
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 (或商业资本主义)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指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中分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没有在迂回生产性的制造机器和工具的行业加深，也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
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後的政治，经济制度。清朝一直1996才有专利法，此前专门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因此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使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按照 Mokyr(1990) 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於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原因。
而按费正清的记载, 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 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 在这种制度下，需要大型私人企业来保护企业家思想和知识财产的迂洄生产行业中的分工当然不可能发展起来，加上1906 年前没有专利制度，所以以技术发明，技术在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特徵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18-19世纪的东亚，中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其政治上是大一统的，早至秦朝就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而实行了一种政治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这应该是清朝制度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後于欧洲的根本原因。
就政策层面而言，18世 纪的英国早就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并完全放弃强调政府产业政策，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单方面自由贸易，无产业政策，放弃保护关税，以及逐渐放弃靠特 许垄断特权获得税收的制度。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处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政策思维水平上，奉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在法律制度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 普通法中的公平司法，由案例在司法公正条件下自发形成法律的概念，而且没有与中国法律制度类似的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民法概念？
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个制度极不发达，政府 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制度化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 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由於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政府的税收能力很 差，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因此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事业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支持。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出国时惊叹西欧公共财产可以用来做如 此之多的公共设施和善举。
清政府的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後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厘金制类似欧洲重商主义之前的各地贸易关卡，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收2-10%的厘金。由於对跨省跨区贸易重复收税，这种税收制使贸易的交易费用极高，对分工的发展起著严重的阻碍作用。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 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 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
而 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 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二次大战後，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 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 经济制度落後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每个自然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著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 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 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
最後笔者介绍费正清，徐中约对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对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记述。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後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於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
慈 禧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犯罪行为，因而招致各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犯下这一罪行时，其关 键因素是被部下关於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後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暴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国人侵略 中国。因此这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 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 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 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 法，而是由独立於政府和告辩双方独立的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定有罪无罪，这是普通法不同於欧洲大陆和中国成文法的地方。
当 然，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通 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 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 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从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实在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可惜在革命运动乱发生後，租界的制度并没有被中国 人系统地学习。
与租界有关的是中国的海关制度。过 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 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 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刘广京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
民国经济史 (1912-1949)
杨小凯
(2.1)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简言之，是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 (李克，Li, 2001年) 将霍布斯 (Hobbs,1651) 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 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 大量资源被用於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
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 (严格而言可被视为一种大偷大抢) 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援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
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 (因而可信) 的国家员警暴力为基础。但是由於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徵，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 (所谓国家机会主义) 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後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两难的途径过程中，逐渐滑向具有一个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的失效，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 军阀混战时期 (1916-1927) ，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1928-1938) , 及抗战和国共内战(1938-1949)时期。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後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2.2)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 Feaerwerke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勘重负。由於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在自己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 (护法战争後) ，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 (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 ，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 (专制的另一中说法) ，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 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立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 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於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 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 (是员警还是小偷，是在朝还是在野) 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而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 (所谓屁股指挥脑袋) ， 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 则生存下去，而一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民初的宪政失败也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象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後也很安全。所以民初执政者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这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回到「霍布斯丛林」，然後重新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规则下产生王权或其他独裁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国共内战开始後，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 1949 年後共产党又在排除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情况下片面制宪，再一次重复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2.3)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百万，占5亿人口的5-6%。 由於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路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後，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後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 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这也成为1949年後政府推行国营化的基础，而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後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2.4)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於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 但由於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 (见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於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 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
一些政党 (例如国民党) 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後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由於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後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 (如湖南) 於1949实行。但是侵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共产党红区 (1930年代) 和解放区 (1946年後) 都非常普遍，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99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於明治革新的日本，比99年代日本低99％，小麦单产相当於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後。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 由於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後永远可以以原价赎 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65%。 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於土地改革 (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 ，而在於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路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2.5)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後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Perkins (1969)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
程文利(Cheng,1998)证明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於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 70% 用於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 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於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 大大低於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後，由於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後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後期由於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方式，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
杨小凯
(3.1)新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与经济发展
1949年 後，执政党将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中社会主义因素向前大大推进，首先是彻底的土改。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 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认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
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於1950年 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 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 合法化，为日後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
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援，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及 Teiwes 的文献记载中都说明，相当部分农民并不支援土改 (Teiwes，1962, pp.85-88)。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而土改的短期效果由於与内战结束，秩序恢复的正面影响很难区分，所以并不易测度。秩序的恢复，使经济迅速恢复。在1950-195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是国家机会主义和部分实现在内战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承诺的混合。国家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府不实现在内战时期对真正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承诺，而且在1950年宣布要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 (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很多私人企业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式，被斗争羞辱自杀。45 万私人企业中的 3/4 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Riskin, 1987)。.
新 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 共产党极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政府一执政就打击金银外汇自由买卖，逮捕了成千外汇和金银经纪商，关闭股市。没收所有外国银 行和很多外国大公司，没收国民政府的公司，银行，日本人的私人企业，因此使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45%上升到1953年的63%，政府控制的商业在1950年也占到批发贸易的24%和零售业的15%。1950年实行外贸国家垄断，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国家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大豆和 43% 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 (见房维中, 1984, p33)。政府对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垄断也被用来打击私商 (房维中,p34) 。一九五零年底的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 虽然它保证保护私人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却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为政府侵犯私人企业财产做了制度准备 (房维中,1984,p37)。
(3.2) 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
1954年政务院通过推动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条例，这个公私合营运动首先用政治运动压力威胁私商，然後用统购统销和政府对金融，商业，外贸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的生路，然後再用给企业所有人象徵性股权和管理职位的办法实现公私合营，最後在文革时废止私人股权，完全实现国有化 (房维中,1984,p123)。中共於1954年开始推动农村合作化，第一步是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然後实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主要采用阶级斗争，政治工作的方式推动 (中央农村工作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文件，见房维中, pp128-129)。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是，个人农场 不利於机械化，不利於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利於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 化就证明了这些论调的无知。在有自由土地市场的条件下，一些日本企业家向农民租来很多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农场，雇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大规模经营。而由於 生产力提高，土地的所有者发现租地的租金收入高於自己种地的收入。而可以自由买卖租赁的土地也便於用合约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但是在没有完全土 地私有权和自由的土地市场条件下，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经营和农田水利建设就会破坏激励诱因，而小规模经营的土地承包制虽然保证了一定激励，却不利於机械化， 而完全的土地私有制，自由土地市场，自由契约才能解决这类两难。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可证明农业合作化会提高生产力，但证明合作制企业效率低於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型却汗牛充栋. 实际上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起了负面影响。过去的史家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历史上第一个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例子。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3.3)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为了理解中国1959年 代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其二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 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徵是什么？这一小节我们先回答 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区别。
科尔奈 (Kornai,1980) 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五十年代城市中还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变化，一个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另一个有正面影响。政务院於1954年5月6日废止了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而采用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竞争力的拿破仑和苏联式的’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房维中,p117)。1955年6月政府职员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改为二十九级工资制(房维中,p145)，此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徵。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程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Teiwes,1965, pp85-88)。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後国际公认的审判反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1990年後德国对前东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但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1957年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虽然资本形成率比投资率低2%至10% 。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 + +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
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
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
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 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 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 欣和文贯中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
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 (funny! Ridiculous!)
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
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
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
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
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和现正好相反!)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
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 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 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
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 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
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 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
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邓力群，1998,pp.103,105) 。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 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 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
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3.5)文化革命及其前後的经济发展
大跃进後及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恢复到传统苏联式经济制度加一些包产到户和自由农贸市场试验的混合。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和1960年〈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试验一个与苏联式经济不同的制度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很难推行。他提出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各地自给自足，采用小型，本地生产技术，反对大型，现代，全面规划的技术，反对专家路线，物质刺激。大跃进後，这些思想基本上被一系列的 (例如教育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否定。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後，一个有效的中央计画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画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1950年代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得出「成功归於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的结论。他不明白成功是基於苏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模仿。因此，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
文化革命一方面是毛泽东对1962年清算大跃进错误的所有高级干部的大规模政治报复和迫害，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只是使用史达林利用官僚机构搞政治迫害的方法。
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2002)
杨小凯
(4.1)经济改革的特点
毛泽东死後，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其经济政策主要是：农村恢复1962年的包产到户试验，废止公社制度，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及推动区域分权制度。包产到户马上使农村经济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但土地制度一直没有恢复到1950年代初及民国时代的制度。
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 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的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 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後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中央容许各级政府实行层层财政包乾。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 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19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
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邓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换句话说，邓的区域分权继承了毛的行政分权坏的方面，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
最後，中国有非常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因此，当1989年後邓出於政治原因故意保持一个弱中央政府时，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更类似於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但在後邓时代，朱熔基总理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
由於没有司法和政治联邦主义的配合，中国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美国的司法联邦主义意味著，跨州官司不由任一州的法院司法，而由上诉法院审理。但中国的跨省官司却由告诉方所在省法院审理。省法院一般偏袒本省利益。这造成地方市场封锁的制度化。
进入改革时代时，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香港、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资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
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於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对台湾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
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但直到 20 世纪末，中国的加工出口和自由贸易区仍以政府控股的企业为主，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强迫外商在限定期限内将产品零部件国产化， 使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用来保护外国企业家的知识产权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在最大的特区深圳， 国有企业控制著经济。但是，不同于苏联式的制度， 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 这种制度的特徵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 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人质。
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徵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这表明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獗的腐败。我们将在後文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徵。
总结一下，中国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於它落後的起始发展水平; 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
这个意义上，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於在中央计画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史达林的社会主义， 也不同於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在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後，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许会失败，正如在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後， 苏联式社会主义於20世纪末失败一样。
对中国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误解造成了关於中国改革的许多误导观点。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拉迪 (Lardy) 指出，官方资料至少高估增长率1至2%。一些中国学者，例如罗绍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 ) 认为，官方资料高估增长率2至3%。拉迪 (Lardy) 也提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於国有银行坏帐和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资讯的证据。
(3.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资料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4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 (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 具体而言， 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 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Wills(1992) 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
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 (劳动分工水平) 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4.3)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 (TVE) 。
1984年後，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合火和个人所有 (一个人或家庭雇用不超过7名雇工) 。官方统计用语所给的乡镇企业印象，在性质上压倒多数的是私人企业。因为在 1994 年87% 的乡镇企业是个人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生产了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 27% 和工业乡镇企业产出的将近19%。李 (Li,1999) 记录了广东省顺德市乡镇企业通过转变为公众控股公司而自发私有化的一个例子，据他的资讯，从1980年代末起，一个长期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已经把该市的大多数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在1990年代末，私人企业在这个市场成了主导角色，然而腐败、掠夺和其他国家机会主义猖獗。
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画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 几乎收不到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国家预算补贴，只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当少的一点补贴。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看作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潜在来源 (Oi, 1992)。 19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其结果，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 推动农村工业发展。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融合了市 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看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而前者强调乡 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後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它将面临著严重的制度束缚和问题 。
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被称作苏南模式，因为它集中在苏南的三个城市：无锡、苏州和常州。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浙江省的地方政府，虽然是许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年度捐款为条件，平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分红、人事任免的干预。浙江乡镇企业类似於租赁的企业，不同之处在於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成乡镇企业的 真正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被允许登记为乡镇企业，企业向地方当局付费，这是一种被一般地称作戴红帽子的不加 掩饰的伪装。掩盖真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更容易的批准程式，对企业规模和经营的更少限制，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 护。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一份1993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有至少1000家私人企业，而官方数字是8家 (《中国日报》1995年3月31日) 。
直到1990年代，江苏模式被认为是最佳乡镇企业形式，因为它的信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接近。然而，就象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也遇到了财务困难。结果是1992年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1999年江苏政府官员也承认苏南模式是一个失败。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毛的社 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後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 轨主义：技术落後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於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 (何，1997) 。
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 (Liu,1992) 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不顾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关闭了许多地方私人银行。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於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於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於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的歧视，因而 (登记的) 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
简言之，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象外部性和公共财)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地，银行因为国家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 (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 ，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後，打算改善由1989至91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
(4.4)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
双轨制的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自由化。到1983年，一个事实上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出现。一个国有企业与它的主管部门签订一个合同，规定每年上交国家的收入 (税收连同利润) 的数量，因而一般相信给予企业最大化其财务盈余的激励。然而，国有企业仍然受软预算约束支配，如果财务结果不佳就被免除了支付合同规定数量的责任。管理者和工人合谋以奖金和各种实物津贴的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其结果，国家发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预计大得多。
1983年，国家开始以收入税代替承包制，然而，这种收入税制度是短命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抑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而且国有企业试图与政府就税收条款讨价还价，并宣称对低利润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定价而不是他们的管理。到1986年，国有企业转向扩大的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下，许多管理者建立集体企业把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那里，把所有坏债留在签合同的国有企业，许多承包者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合同。
即便有人相信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最大化利润，技术创新只构成最大化国有企业利润的方法之一。对於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花时间与政府官僚搞好关系与增加生产效率相比，也许更划得来。
直到1990年 代，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以低於市价向政府交售生产定额。他们收到补贴的投入品作为补偿，如果补贴的投入品的数量高的话，这种定额制度将给企业产生高的租 金，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李的租金估计也许是下限，因为它不包括国有企业从税收协议中收到的租金。代替当时开始生效的55%的法定税率，国有企业事实上支付33%的收入税率的习惯做法相当普遍。
经济学家们对国有企业的极差财务表现并无异议，从1980代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後，国有企业的亏损稳步增加，1990至91年间当国家试图收回一些移交给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时，这种状况稳定下来，1992年，为了避免苏联的命运，邓小平号召加快经济改革，那以後，分权的努力在地方领导的带头下加快了，想不到地结果是更高的经济增长伴随著更大的国有企业亏损，1992年当年产出增长13%，而大约有2/3的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这些企业亏损不能归罪於价格控制，因为在1992年价格控制只覆盖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从此以後，国有企业的亏损继续加快，在1996年第一季度，整个国有企业部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滑入红灯区，它报告了34亿元的净亏损。
根据拉迪 (Lardy,1998，p.119) 的分析，中国的四个主要国有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净值为负，因而无清偿能力。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恶化的财务状况造成的。他指出，上升的储蓄率和国家发行货币权力相结合已经提供给中央政府用来暂时掩盖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的金融资源。
与白等人 (Bai,et.al,1999) 相反，这个观点表明在中国造成异常高储 蓄率的存款匿名制，是潜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来源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匿名存款制一方面能够保护私人财产防止国家掠夺，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洗黑钱和与 之相联系的腐败。因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随著私有部门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徵税能力迅速减弱。因此白等人 (Bai,etal,1999) 把与利率的控制相结合的匿名存款制，当作政府间接向居民徵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这再一次产生了效率和对腐败的容忍造成的不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
何清涟 (1997,PP71-240) 记载了由土地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轨制造成的大规模腐败。在她看来，大规模的腐败已普遍到使不道德和机会主义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接触过的许多中国人认为，对这种大规模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的不满，可能造成政治动乱。但双轨制这个严重的潜在後果并没有得到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们的应有注意。从1995年起，报告显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出售已经在全中国发生，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山东省诸城市。1992年诸城开始私有化国有企业，当时它的国有企业有2/3亏损或者刚刚收支平衡。在诸城差不多90%的县属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
国有企业转变到股份合作公司的加速反映了领导层的看法：通过股票市场上公开的证券出售以及与外国公司合资的局部私有化是承包制的一个改进。然而在缺乏正式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造成大规模腐败。
何清涟对中国两种类型的自发私有化的记载说明了双轨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何 (1997,pp.101-138) 记载了1987至93年 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她分析了 在这种政府内部人控制过程中的四类腐败。腐败的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 银行贷款和其他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 (何,p.55) 。
在第二种方式下，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後通过两个企业间不正常的各种交易 (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 ，国有资产从後者转移到前者 (He,P60,P69) ，在第三种方式下，在这样的合股公司里，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画无偿地把政府的股份转移给前者。 (何,pp.57-60) 。在第四种方式下，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然後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
最终，许多真正私人合股公司在这个期间产生，但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非常高的贿赂金以使它们得以登记并保持运转 (即得到土地和其他基本原材料以及各类官方的批准和允许，以避免政府没收和限制私人企业) 。在中国，有权的政府官员对私人企业的有力监护，是私人企业生存之绝对必要条件。陈益南，周致仁(1996)记载了很多私人公司的案例，说明1992年前私人公司受到政府的极端歧视和打压，政治的波动尤其使私人公司经营的风险加大。而1992年後，私人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大大改进。
何和其他中国学者坚持说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的局部私有化是一个失败。大多数股份化的国有公司的绩效没有改进，甚至在1994年中国的《公司法》通过以後，中国的《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在这些股份化的国有公司里没有贯彻。政府持有的股份有更多的投票权，内部人交易和腐败非常普遍，在何 (1997) 的记载中，这种国家控制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许多实例，涉及到资本外逃。根据邢 (转引自Sachs, Woo, and Yang, 2000)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的巨大数位，反映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数字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是98亿、178亿、156亿和169亿元。
何 (1997,pp.71-100) 也记载了在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轨制下，土地使用权自发私有化的许多例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大规模腐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取得买卖土地批准权的政府官员为了钱而出卖他们的批准档。用於购买土地的钱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因此，在1988至94年大规模的中国圈地运动中，许多有贷款审批权的国有银行官员和他们的主管人卷入腐败。再一次，双轨制一方面创造了土地使用权市场，另一方面制度化了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
在1995年，「国际透明度」进行的41个国家腐败严重程度排序，中国按腐败程度排名第二(Sachs and Woo,1999)。继续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滥用将进一步降低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支持。双轨制的负面效果也许大大超过通过赎买其既得利益而增加改革支持者的正面效果。这种公司模式变成了内部人窃取国有资产的一个工具。
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00年，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本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制度化贪污的关键。WTO的入会谈判也使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再完全由执政党垄断，而是由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平等讨价还价过程决定。
中国的经济立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民国三十年代的水平。特别是最近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杨小凯，王建国，威尔士(1992)定量分析了这些法律政策变化对交易效率和人均收入的正面影响。中国参加WTO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认真考虑对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WTO成员国要求中国制定实现这些规则的具体日程表，例如废止党的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地位的具体日期，废止不准私人经营的行业表的具体日期。但是中国的立法过程仍十分封闭，咨商面太窄，太草率，没有充分辩论，因而产生过分立法，立恶法，也没有宪法司法(通适当程式可告法律，如胜诉，可使法律被判违宪)，使司法执法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犹记白马啸西风——记南北朝名将陈庆之
by Benii
【过往今昔】
历史是公正的。
但它并非如我们所见所想的那样，始终清晰明朗。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历史老人似乎总喜欢给他自己蒙上一层面纱，从这种程度上，或许我们不该把他称作老人，而是女人才更为恰当。
时势造英雄。
但并不是每个英雄都能遇到适合自己的时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既有浮于其上璀璨闪亮的明星，也有在涌动的暗流中闪耀着微弱光芒的沙砾，这些沙砾虽然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但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样蕴含着不凡的价值。
世事无常，在这无常的乱世中，亦有极少数的杰出的人，因为时局的阻挠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当他们同样被推到时代的前列，去承受命运为他们所安 排的剧本时，他们同样以自己过人的智慧、勇气、责任感，独立决定着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为千载史册涂抹上不朽的光辉，就像在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河洛大地上 那飞扬的烟尘中，隐约可见的白色的影子，就在向我们诉说那逝去的岁月……
99年的春天，在我还是大一的时候，我阅读了田中芳 树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作品《奔流》，在买《奔流》之前并不知道有这本书，只是从一些零星的消息里得知 田中曾写过一部以隋唐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因为自己对《隋唐演义》非常感兴趣，所以对那部书一直很关注。（后来确认为《风翔万里》）
初翻之下，一看是中国古代史的，虽然不是隋唐时代的，但是根据自己对古代史小说宁滥勿缺的原则（还有“田中出品，必属精品”的原则），毫不犹豫就买 了。回去之后仔细的阅读了以后，感觉自己出了一身大汗。天气并不是十分热，但汗还是出了。当时心中的感情很复杂，很兴奋（兴奋地有种想尽快找个人倾诉）， 又很惭愧，这种惭愧的心情就像田中先生在后记中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在此之前竟然对于陈庆之这个人的存在及经历一无所知，实在是有愧于心。田中先 生是日本人，尚且惭愧，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没看田中先生的《奔流》之前，同样对陈庆之的存在一无所知，我是否更应该感到羞愧呢？
【寒门将种】
陈庆之，字子云，出生在义兴国山，也就是今日江苏的宜兴县南。用田中先生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立大业”的武将，不过可惜的是，终其一生位不过县侯，虽 然也是手握重兵的边防大帅，不过他至死也没有改变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从这点上来说，"大业"终究还是没有立下。不过他的存在对于南朝来说就象是一股清新的 风，使得南朝在与北朝的对抗中一度处于上风，萧梁政权也因此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稳定时期。萨特曾经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从这点上来说，或许他存在的本 身也就是一种功业吧。
陈庆之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梁武帝萧衍，从身份上来说应该是属于书僮一类。萧衍喜欢下棋，每次下总是不 忍释手，而且通宵达旦地不睡觉，几近痴迷。其它 的侍从或者陪练什么的早就耐不住睡了，只有陈庆之一招呼就来，从而使得萧衍免去了一个人打谱的无聊，于是萧衍对他的这位少年侍从也就格外赏识。（南朝的将 军有开府的权利，府中所养的小童类似于战国时期的门客，培养了等其长大后作为自己的幕僚，陈庆之和萧衍应该就是这种关系）
而在《奔流》中则有更为精彩的描述，说是陈庆之在棋局上有着一眼即能看穿对方破绽或疏漏的天赋，这在史书上是无从考证的，不过作为对陈庆之那种莫测的才能的一种解释，倒也是让人很乐于接受的。
公元502年，萧衍定都建康，任命当时年仅18岁的陈庆之为主书，主书的职责主要是掌管一些文书，而依照陈庆之当时的身份，这个职务所作的应该是作为 萧衍身边的近臣执行传达赦命一类的任务。陈庆之在任上尽量将所得的俸禄资财全分给一些将士，始终等待着有一天能够为朝廷效力。但他毕竟是个出身于寒门的庶 族，这在用人只注重门阀豪族的南北朝，要出头是很困难的。尽管萧衍在用人方面讲究唯才是举，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潮流和风气以及贵族门阀的阻扰，这一政策并不 能很好的贯彻，而因此陈庆之这一等就等了整整二十三年！（注：《奔流》中描写陈庆之二十出头便参加了当时著名的钟离之战，这在《梁史》上并没有记载，或许 是作者为了让这位稀世的用兵家早早的登场亮相吧！）
【名将初阵】
萧梁普通六年，也就是公元 525年，北魏的徐州刺史元法僧叛乱不成在彭城请求归降，于是萧衍便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和胡龙牙（《奔流》中描写了胡龙 牙和陈庆之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实在是很有趣）、成景俊率领一部分军队去接应元法僧。这次可以称得上陈庆之生平第一次领军，作为这位名将的初阵，41岁的年 龄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这次任务倒是相当轻松，或许梁武帝想通过一个轻松的差事让陈庆之上手。
令人感到稍许欣慰的是，这位后期 对佛学痴迷得一塌糊涂的"痴人皇帝"能在那时发现陈庆之的领军天赋，并且在南北朝这种门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年代破格 启用陈庆之这种出身于寒门的庶人，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或许正如毛主席在二十五史批注中所说的那样，早期的梁武帝的确称得上是一代雄主，不过后期的他却 有点"运去英雄不自由"罢了。
[ 相约加拿大:枫下论坛 rolia.net/forum ] 在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接应寝返任务后，陈庆之又被任命为宣猛将军、文德主帅，率领大约两千人护送豫章王萧综进入已经接收了的徐州进行驻守。徐州历来是兵 家必争之地，萧梁未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这块地盘，运气不可谓不好。不过北魏方面却不会就此而善罢甘休。他们马上派出了以安豊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两位皇室 宗亲为首的将近两万军队在陟□一带驻扎，来阻止前来接收徐州的梁军。
头一次出战就是在绝对的劣势下进行的，两千对两万，如果 是常人的话或许根本就应该是个“Impossible Mission”。不过对于陈庆之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一生中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中的一次练兵罢了。安豊王元延明为了阻止梁军继续前进，派遣部将丘大千（这 个人像当有趣，他和陈庆之似乎很有缘分，后文还要提到他）筑起营垒，切断梁军前进的路线。可是这个营垒在陈庆之的攻击下很快就覆没了。史书上对这一段记载 很简略，只是说陈庆之"进薄其垒，一鼓便溃"，从字面上解释也就是，逼近敌人的营垒，只一通战鼓便将敌人完全击溃了。当年曹刿指挥长勺之战，齐人擂了三通 鼓，终究还是大败而归。单凭字面意义我们无法领略陈庆之当时的风采，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一下了。
不过作为梁军名义上豫 章王萧综这个人却很成问题，他的问题在于他老是怀疑自己的是萧宝卷的儿子，如果是别人的儿子也就算了。可问题恰恰在于这个萧宝卷 别号东昏侯，是萧齐的末代皇帝，萧衍反齐建梁头一个杀的就是这个萧宝卷。而那么现在这个萧综怀疑自己是前朝的皇太子，问题就大得一塌糊涂了。而梁武帝本人 在人事任命上也很成问题，他居然派这么一个不牢靠的人去接受军事重镇，是任人唯亲的思想在作怪？可惜的是他把人家当作亲人，人家却未必领他这个情。
这个萧综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劲（当然也有可能是北魏方面派了谍报人员不断来策反的结果）看看离北魏军对那么近，反正那边已经有个萧宝寅（萧宝卷的弟弟， 也即可能是萧综的叔叔），自己干脆也去投诚算了。他倒也非常想得开，当晚扔下军队自个儿投奔北魏去了。主帅投敌了，军中自然大乱，军士全都溃散而逃。陈庆 之不得不连夜斩关整兵退却，才使得一部分军队得以保存。白捡来的徐州自然又落回了北魏的手中。
【风云际会】
次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让陈庆之假节（就是最高代理的意思），并且负责全部军事行动。北魏的豫州刺史李宪派遣他的儿子李长钧，筑城两座来抵御梁 军的攻击。当然，这里说的两座城池，可不像我们平常看见的南京城啦，紫禁城那么庞大，那时所筑的城类似于一种要塞或者说是堡垒，这种堡垒只需少量的土石和 木材，建成后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牢固，作为防守方的据点用来阻挠进攻一方的前进，就像是通常所说的鹿呰。
陈庆之到达后便展开 了进攻，无法想象他展开的攻势有何等猛烈，我们所能得知的是当时作为守备方的豫州刺史李宪根本无法承受陈庆之所部的进攻，最终不得 不举白旗投降（早知今日，何必筑城啊），陈庆之随即占领了寿阳城。这一战，梁总共得到了寿春地区大约五十二个城镇，豫州大部分归入南朝的统治区，陈庆之的 功劳不可谓不大，他也因此被赐封为关中侯（爵位较低的一种）。
梁大通元年也就是公元527年，粱将曹仲宗攻伐涡阳（今安徽蒙 县）。北魏派遣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十五万来援，其先锋部队到达驼涧，离开涡阳大 约有四十里。陈庆之意欲前往迎战，当时作为曹仲宗副手的参军韦放认为北魏的前锋部队必定是精锐的骑兵部队，即便战胜了，不足以作为功劳，但失利的话，则会 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而且引用了一通兵法上所谓的以逸待劳的道理，来劝陈庆之不要出击。但陈庆之却不这样认为，他非常自信的说道：“北魏的军队远道而来， 都已经非常疲惫了，离开我们的距离又比较远，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主动去攻击他们，等他们尚未和大队人马齐集，我们趁机挫挫他们的锐气，出其不意，他们没有 防备肯定会被我们击败。而且我听说北魏军队他们所驻扎的营寨，林木丰盛，夜里必定不敢出来巡视。如果你们再有疑惑的话，那么我陈庆之一个人率军去攻击他 们。”当时的领军曹仲宗和韦放都不置可否。
于是陈庆之便独自与他当时直属的大约二百多名骑兵长途奔袭，连夜一举击破北魏的先锋部队，使得当时北魏援军士气大跌，人人震恐，援军部队停滞不前。值此良机，陈庆之回到营寨马上和大部队一起连夜将部队开至涡阳城下，与北魏的援军相持不下。
这场围攻涡阳的战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大半年），期间大大小小打了将近数百仗，军队的士气已经衰竭，而北魏的援军援兵一再在梁军的后方筑起营 垒，不断威胁着梁军的补给线。曹仲宗和韦放等唯恐腹背受敌，于是就计划撤军。陈庆之得知后拿着梁武帝赐给他的节仗（即假节身份的象征，这种节杖在外可代表 皇帝本人，类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在军门前大声说：“我们大家当初一同来到这个地方，经历了大约一年时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粮草和金钱。但是大部分军队 都没有斗志，都只是在谋划退缩以便求全，这怎么是想要立下功名报效国家，相聚在一起讨伐敌人的表现呢！我曾听说兵法上，只要将自己置之于死地，不畏惧死 亡，就有获得生存和胜利的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然后共同讨伐敌人！如今你们商议班师退却，我手上有皇上的密敕，今日如果违反敕令，我就依照密敕上的吩咐来 行事。”曹仲宗等人于是便只能依从陈庆之的计划，由他率领作战。
北魏的援军部队在交战期间用皮绳将横木围成营寨，并在营垒前 设下鹿角和拦马桩，依此为样一连筑起十三道营垒。为了击破这些营垒，陈庆之率领一部分精锐 的部队，每个人嘴里含着纸片（以便不发出声音），于一天夜里对北魏的营垒发起夜袭，一口气就攻陷了其中的四个，涡阳城的守将王纬为陈庆之的勇毅所折服，请 求归降。而剩下的九座城池仍然兵力雄厚，防卫森严。于是陈庆之就将其俘虏的首级列在阵前，擂起战鼓奋力进攻，许是被阵前的首级吓破了胆，或是陈庆之所部攻 击太过猛烈，剩下的九座城池中的魏军随即崩溃而至一败涂地。这一仗打下来，车甲狼藉，尸横遍野，根据当时史书的记载“涡水咽流"，即淮河的一部分支流为之 阻塞。
梁高祖萧衍对陈庆之的这次指挥大加赞赏，亲自写了诏书称他是：“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 略，善克令终。开硃门而待宾，扬声 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不是名将的后代，也不是豪族的门下，但是在这次战役中，深思熟虑，屡建奇功，终于使得最后获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勋业，寒门 变为朱门，使自己的勇名传诸于史册，这难道不是大丈夫的本色吗？
【飞乘朔风】
这时候，北魏的本土发生了大乱，西有萧宝寅占据长安妄图恢复南齐的霸业，在河北北镇流民葛荣拥师号称百万，而北魏招来的用于镇压叛乱的尔朱荣更是在北魏皇室中屠杀了将近两千人，并且擅自另立新帝，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元氏宗族人人自危，纷纷起兵造反投向南梁。
公元528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自己率领一部分部队来向萧衍投诚，并请求萧衍帮助其成为北魏的皇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梁武帝认为这 是一个向魏土拓境的大好时机，于是便欣然同意了。再一次地，陈庆之以假节的身份、受任为飚勇将军（还是属于二流的杂号将军），送元颢北上洛阳。照理说这是 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可是梁武帝仅仅让陈庆之所部七千人孤军北上，并未在别处派军加以协助，这不由得令人怀疑起梁武帝的真正用意，很有可能梁武帝 并不愿花费太多精力浪费在这个北魏的流亡贵族身上，只是想派陈庆之率领少部分军队敷衍一下，不过梁武帝这次的无心之举却在无意中促成了陈庆之个人生平足以 不朽的武勋。
元颢于涣水边迫不及待地即位称帝，授予陈庆之使节、任命他为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不过这些都没什么用， 因为他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光干皇帝而 已。军队从铚县出发，随即就攻克了荥城，进逼睢阳城下。守城的魏将丘大千（呵呵，又见面了，前面输的还不够吗）有着将近七万人马，在上次被陈庆之一举击溃 后，他似乎并不领取教训，这一次他仗着十倍于对方的兵力，筑起九座营垒阻挡陈庆之前进的步伐。
进攻，不断地进攻，从早上到下午大约四点的时候，陈庆之已经攻陷了三座营垒。服了，真的服了，这或许就是当时丘大千内心的真实写照。丘大千随即率部众向陈庆之投降。北魏的七万军队一日之间就覆没了。
随后不久，北魏的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羽林军即皇室的近卫队将近二万人来阻击陈庆之的部队。他将自己的部队进入考城驻扎。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 池。城的四面为河水包围，城内守备严固。很像三国时的军事重镇合肥。陈庆之命令属下在水面修造浮垒，随后借助浮垒，乘筏顺流而下，一举就攻陷了这个水上城 堡，并且还生擒了敌方主将元晖业，这一战获得战车七千八百辆。此后陈庆之继续挥师北上，不屈不挠的指向洛阳，沿路不少城池看见他的旗帜就请求归降。元颢充 分认识到了陈庆之的能力，随即晋升陈庆之为卫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以下的高级军衔了）、徐州刺史、武都公。
＜ r o l i a. n e t ＞ 与此同时当然，虽然内乱不止，但是负责平乱的尔朱荣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骑兵指挥家，在他的指挥下，北魏的军队先后击败了长安的萧宝寅和各地的反乱将 领，而他本人更是以七千精骑大败葛荣，一时也是风光无限。于是，自然而然地北魏的军队开始将眼光集中到这支仅有数千军力，却要执意入洛的部队身上。
这时陈庆之的部队在荣阳受阻。当时荣阳集结了北魏方面的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所率领的羽林军和驻扎军队的混合编队将近七万人。他们 的军队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更令人头疼的是荣阳城异常险固，陈庆之屡次进攻都未能攻陷。而与此同时，奉尔朱荣的命令魏将元天穆率领大军截断了陈庆之的 后路，并且派遣他麾下的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率领胡骑（即散居在关外的少数民族骑兵部队，这种部队以劫掠为生，战斗力极强）五千人，骑兵将领鲁安率领夏州步 骑混合军九千余人，来支援杨昱；又让右仆射尔硃世隆（尔朱荣的弟弟）、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领一万骑兵，占据虎牢关使得陈庆之无路可退。
元天穆、尔硃吐没儿一前一后对陈庆之形成夹击之势，旗鼓相望，声震百里。当此之时荥阳城还没有攻陷，四面又全是敌人的精卒，换作任何人恐怕都是只有等 死的份了，而一直跟随陈庆之出生入死的常胜军们也头一次感到了死亡的逼近，军队上下布满了绝望不安的气氛。陈庆之见到这种情况就向军士们大声说：“我们从 出发至今，攻陷城池侵略土地，实在已经不少了；你们一路上所歼灭的敌军中有的是他人的父亲，有的是他人的兄长弟弟，这又是无法计算的。元天穆所集结的部 队，都把我们当作仇敌。我们才有七千人，敌人却有将近众三十余万，今日事已至此，就不要再考虑如何求生了。我想和敌人的骑兵不可以在平原上一决高下，必须 等他们还没到来之际，攻克眼前这座城垒，大家不要再犹豫惶恐，那样只能是自取灭亡啊！”于是他亲自擂鼓攻城，一通战鼓下来，士卒奋勇登城，来自东阳的勇士 宋景休、和义兴的鱼天愍首先登上城楼，随即攻陷了荣阳城。
不多久外围的北魏援军就集结包围了荣阳城，令人惊讶的是陈庆之并没 有选择固守，而是出乎魏军意料地率领三千骑兵背城迎战魏军。当年韩信背水一战，名扬 天下，而今天陈庆之以三千对二十万，实在令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一场怎样的旷世对决！伟大的骑兵指挥家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也只是面对一倍于自己的敌人，而且汉 尼拔当时的骑兵的数量和战斗力还远胜于对方。而陈庆之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北人善骑，南人善舟”的时代，北魏的军队是由游牧民族鲜卑族组成的，骑兵的战力自 然颇为可观，而南方则利用淮河长江上舟船便利的条件与北军抗衡，而在同样是骑兵也要弱于北方。因此要说到陆地上的正面作战，一向还是都是北魏稳占上风。更 何况这一次决战两军在数量上有着十倍的差距。
但是经过陈庆之的全新解释，“南人不善骑”的譏言成为了一个过去式，这场野战使得 北魏的骑兵神话一下子破灭了。是役，陈庆之以三千骑兵大破元天穆麾下将 近十五万军队，此外加上将近三万人的骑兵队，骑兵将领鲁安在战阵上就乞求投降，元天穆、尔硃吐没儿仅以单骑逃生。战役结束，收缴荥阳的储备，牛马谷帛都不 可胜计。此后陈庆之继续进赴虎牢，尔硃世隆这位后世造成了北魏分离的豪族在听到陈庆之来了，吓得根本不敢与之交战就弃关逃走了。
【洛阳之梦】
北魏皇帝元子攸惧怕陈庆之的到来，弃洛阳奔并州。留下的临淮王元彧、安豊王元延明（也是陈庆之的老相识了^^）率领文武百官百僚，封了府库，奉迎元颢 入洛阳宫，并且改元大赦。至此，陈庆之的入洛之行算是大功告成。而这离上一次桓温入洛已经相隔近两百年了。元颢知恩图报，弄了一打高官爵位授予陈庆之，其 中包括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文武两道都有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并且增邑万户，可惜也不知这个邑是在哪里。
不过北魏有不 少军队方面却根本不承认这个政权，大将军上党王元天穆（败军之将，苦头还没吃够啊）、王老生、李叔仁又率领将近四万人，攻陷了大梁城，并 且王老生和元天穆各领兵二万，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占据了虎牢关。并且让刁宣、刁双两人率领部队进入入梁、宋一带作战。陈庆之得知后马上从洛阳出击，几乎没 费多大劲，战斗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大多数敌将还没怎么交战就迫于陈庆之的威名都投降了。
元天穆则又一次很没面子的只剩下十余骑向北 渡河逃走。或许梁武帝也没想到陈庆之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于是再次亲自手书诏书对其进行了嘉赏。这里要说 明的一点是陈庆之和他的部下全都身披白袍（嘿嘿，酷啊~~~~），因为一路上所向披靡，于是洛阳便有童谣说：“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意思是 不管你是怎样的名将都没法出手，不管你手下有多少军队也不得不避开这支身披白袍的部队。
的确，就像《梁史》上记载的那样，从铚县出发 到达洛阳，十四个月那攻陷三十二座城池，大小四十七战，奇迹般的全部获得胜利，并且在三日内陷落要塞虎牢 关，进入洛阳，他那只仅仅七千人的“白袍队”几乎还没有损伤，这是自东晋以来任何发动北伐的人都无法创造的伟业！《梁史》的作者给于他的评价是“所向无 前”四个字。而毛主席在批阅二十五史时，看到这一段，写下这么一行字“读来令人神往”，可见评价之高。
因为魏主元子攸只是一个人逃 走，宫内的侍卫和嫔妃都没有带走，和平常一样。已然身登九五的元颢，未免得意忘形，于是成天荒于酒色，每天大宴作乐，不理 朝政。并且暗地里和临淮王元彧、安豊王元延明（又是他们两个）商量，准备背叛对于梁武帝的允诺，原先答应的宾贡之礼一概不予以执行；但同时又考虑到局势还 不稳定，还要借助陈庆之的军力，于是表面上符合陈庆之而内怀异心，言语之间颇多尖刻。
陈庆之见元颢这番表现，他也心知肚明，暗自策划 该如何应付。于是他对元颢说：“如今我们远道而来，没有平定的地方还很多，如果被人家知道我们的虚实， 就很麻烦了，居安思危，我们应该早作打算。最好尽早禀告武帝，另外派遣精兵前来协助我们；并且通告各州，如果有南人经过当地，须加以护送。”元颢听了觉得 很有道理，便想按照陈庆之的话去做欲从之，元延明却对他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人，已经所向无前，难以节制了；如今还要增加他的部队，他怎么还能再为我们 所用呢？到时候大权在他手中，我们都要听他的，北魏的宗社，要在你手里毁咯！”元颢因此开始怀疑猜忌陈庆之，渐渐疏远他。因为考虑到陈庆之会密奏武帝，就 抢先上表梁武帝说道：“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只有尔硃荣还在跋扈，我和庆之自己能够应付将他拿下。如今州郡刚刚纳入领下，正须要安抚，不宜再增加士兵，以 免惊动百姓。”于是梁武帝就命令本来准备驰援的各路军队都停在边界地区。
这时候在洛阳城中南梁的军队加上原先收编的宫内的近卫军不足 一万人，而此时北魏的尔硃荣已经在洛阳周围集结了超过三十万大军。陈庆之的副手马佛念私下 对陈庆之说：“将军立下高过魏主和梁帝的大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可见将军已经遭到了猜忌怀疑，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啊！况且废立昏军另立明君，或帮助君 主解决困苦疑难的，很少有的到善终的。如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不如杀了元颢占据洛阳，这可是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番话很像当年彭通游说韩 信自立为王，那样颇具诱惑力。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陈庆之听了这番话后是否动过心，不过史书上记载陈庆之是个“个性祗慎”的人，也就是他的性格偏于内向温和， 说白了就是个野心与才能不成比例的家伙，自然而然马佛念的这番好意只能被陈庆之“心领”了。
因为元颢先前曾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陈 庆之经过考虑为了避开元颢的牵制及加害，就坚持请求要前往徐州赴任。元颢听到陈庆之坚决要走，心里也着实没 底，就是拖着不给陈庆之办手续放人。并且对陈庆之说：“当初主上（即梁武帝）把洛阳的防卫重任全权委托给你，你却突然说要离开前往徐州，有人说你不会是急 于贪图富贵，而不为国家考虑，主上的敕明海在我手里，你这样做恐怕将来会受到主上的责难啊！”因为元颢的话说得很绝，陈庆之也就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了。
这时北魏的最终Boss天柱将军尔硃荣、右仆射尔硃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荣长史高欢（也就是后来东魏的大将军）率领鲜卑族、芮芮 族，号称百万之众。挟持了躲在并州的原魏主元子攸前来攻打洛阳的元颢。元颢占据洛阳将近六十五天，原先所攻陷的城池，听说尔硃荣亲自来攻，一时之间纷纷反 叛。
陈庆之为了减轻洛阳方面的压力，主动渡过黄河去守要塞北中郎城，尔硃荣兵临城下，双方展开激战。史书上对这次交战记得极为简略， 只说“三日中十有一 战，伤杀甚众”。我原先以为，三天里面有一仗陈庆之被打得死伤惨重。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不对，因为史书后面一句是“荣将退”，弄了半天敢情还是尔硃荣要 主动退兵，那么死伤惨重的竟然应该是拥有三十万大军的尔硃荣。推敲下来，重新翻译了一下才发现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三天里，陈庆之和尔硃荣打了十一仗，尔 硃荣的军队死伤惨重”。七千对三十万，居然还是三十万的一方死伤惨重，并且要主动退军，真不知这仗是怎么打的！
这时有个叫刘助的人， 善观天文，劝尔硃荣不要退兵，他说：“我看天象，不出十天，河南就能平定了。”这当然是瞎掰了，估计这个刘助也是尔硃荣招来徕作 宣传工作的，古人都比较迷信，相信这种畿言，其用途当然是为了挽回败给陈庆之的不良影响。尔硃荣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在陈庆之这里吃了大亏，他马上改变策 略，不再与陈庆之作正面接触。他制作了许多木筏，渡过黄河，直接抄袭元颢的本阵。这元颢沉迷于酒色惯了，哪是尔硃荣大军的对手，一战即溃，他自己也在逃往 临颍的路上被抓获，而洛阳随后就失陷了。尔硃荣这一招和俄奥突袭巴黎逼迫拿破仑退位一样，都是避实击虚的优秀战例，有异曲同工之妙。
洛阳回不去了，沿路的城池又大多反叛，陈庆之带着他剩下的部队，不得不选择退回南梁的本土。尔硃荣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亲自率领大军追击 陈庆之。就在陈庆之渡河的时候，山洪暴发，陈庆之那身经百战的军队一下子死散无数。能够傲视百万雄师的部队，在大自然的威力前还是显得那样的渺小。陈庆之 因为亲自负责殿后，没有被洪水冲走，但后面尔硃荣紧逼而来，是在已经无路可退了。幸运的是陈庆之在当地僧人的帮助下剃度装扮成僧人，抄近道到达豫州，豫州 人程道雍对于南梁的军队还是相当的报有好感，毕竟都是汉人，在他的帮助下陈庆之被暗地里送出汝阴回到了建康。
回到建康后，后悔没有派军支援陈庆之的梁武帝，对于陈庆之全军覆没这一境况并未给与责难（后悔的应该是梁武帝啊），并且仍然加封其为右卫将军（至此陈庆之终于跨入南梁一级武将的行列），并赐爵永兴县侯，享有一千五百户的封邑。
不多久后，陈庆之更被委以都督之职，负责沿淮河一带的防务工作、并接任北兗州刺史，这意味着陈庆之成为了萧梁北方军事的最高负责人。而他的神话也还在继续着……
【建康之花】
这时正好有一个法号僧强的和尚自称为皇帝，当地的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这个僧强据说很懂得一些幻术（业余魔术师？），而且口才甚好，很会“妖言惑 众”（这倒令我想起了我们同时代那个练功的李大法师，原来干这行的在南北朝就有其历史渊源了），他们募集了将近三万人（民众的愚昧并不以时代未阻隔），居 然攻陷了北徐州，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逃走，钟离太守单希宝被他们杀害，梁武帝就命令陈庆之去讨伐他们。因为这起叛乱影响颇大，所以梁武帝亲临白下城，为陈 庆之饯行，并对他说：“江、淮一代闹事的贼兵十分厉害，他们的锋芒令人难以阻挡，你要运用计谋去战胜他们，不要轻易决战。”陈庆之领命出发。当然了，梁武 帝的这番话也不无道理，毕竟萧衍年轻时也是个出色的将领，但陈庆之是谁啊，他简直就是靠决战吃饭成名的，对付三万麻木的民众还要用计的话，北魏那边的尔硃 荣知道了要吐血的。也就是短短数天，蔡伯龙、僧强的首级就被送到了建康城展览了，一句话，牛！
梁大通二年，即公元530年，陈庆之被 任命为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的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这简直包括了梁朝边境线上所有的军事职衔了。陈庆 之刚刚接手到重镇义阳镇赴任，就率兵包围了悬瓠。在溱水一带大败北魏的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史云宝，又在楚城击败了前来增援的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 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
这几仗下来，打得北魏元气大伤。随后几年一点动静都不敢有。陈庆之随即减免了义阳镇的兵役，停止了水运 补给，在周围的郡县实行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的政 策，开田六千余顷。使得两年以后，各州的粮食储备都大大充实了。要我说哪朝哪代出了陈庆之这种人才那叫一个爽，为什么，他打仗用兵省，能够减轻国防支出， 为国家省钱，又能处理内政，哪儿找啊！
梁大同二年，即公元536年，北魏派遣大将侯景（也就是后来引发“侯景之乱”，使南朝近五十年 繁华毁于一旦，逼死梁武帝萧衍的那个凶徒）率领七万人进 犯楚州，楚州刺史桓和被杀害，侯景继续进军淮上，并且写了封信劝陈庆之投降。这时陈庆之手下不足一万人，梁武帝怕陈庆之不敌，就命令湘潭侯、右卫将军夏侯 夔等去支援陈庆之。很显然，梁武帝和侯景又一次都低估了陈庆之。援军刚刚开到黎浆县，陈庆之已经把侯景打得一塌糊涂了。哪是正值冬天，侯景原本准备长期作 战还带了许多辎重，结果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拿，孤身一人逃回北魏（就凭你也敢去劝降陈庆之，a啊！）。陈庆自然把那些战利品全都收下。同年，豫州闹饥荒， 陈庆之开仓放粮赈给灾民，使得大部分灾民都有的吃。豫州的百姓以李升为首等八百多人上表朝廷请求为陈庆之树碑颂德，梁武帝也特别批准了。
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十月，陈庆之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六，只比诸葛亮多活了两年。他被追封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并给与鼓吹一部（九锡的一种）。谥号武侯，这对于他而言的确是当之无愧的称号。
【逆风飞扬】
陈庆之的后半生极富传奇色彩，虽然从战略的角度讲，他的存在并未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或许这就是他没有被列入中国名将之林，这就是只看结果的片面 性），但是和他同时代的将领，在军事上几乎很难达到他这样的成就。我们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奇谋诡计的踪影，也没有兵法奥义的体现；他更不是勇冠三军的猛将， 史书上说他是“射不穿札，马非所便”，箭术不好，没有臂力。通常有句俗语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陈庆之的箭法几乎箭箭都是强弩之末，穿不过鲁 槁，这就很成问题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作为骑兵指挥官，他的骑术也很差，而这样的人，却率领着一支"所向无前"的白袍战队横扫了整个河洛大地，这不由得触 动了我们的好奇心。
相信大多数人最为好奇的肯定是陈庆之于公元528年那次不可思议的“入洛”行动，尽管史书上评价他是“战胜攻取， 盖颇、牧、卫、霍之亚欤”也即是能和 廉颇李牧等相提并论的名将，但是他那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胜利还是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好奇。或许史书的记载者有意夸大了事实，但在那次"入洛"行动中包括了野 战，骑兵战，攻城战和守城战等多种战例，因此即便去除可能夸大的成分，陈庆之所取得的成绩还是让人觉得惊异无比。
经过我自己的整理，我想陈庆之之所以能创造出“入洛”的奇迹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组成：
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陈庆之这支七千人左右的部队有着无与伦比的战斗力，这种战斗力来自于部队的高度凝聚性。史书上评价他“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 也就是说陈庆之和部下的关系相当好，善于安抚他们，使得每个战士都愿意为他以死效命。换句话说，陈庆之的部队里个个都是死士，七千个“死士”啊！令人无法 小视的数字。战国时平原君赵胜靠不到三千的死士就敢于对抗将近二十万的秦军，可见死士的战斗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七千人的部队规模不大，利于管理，能够 保持长时间的凝聚力，这也是部队战斗力高的原因。
其次，陈庆之“入洛”的时候正赶上北魏大乱，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发生的叛乱不下数十 起。在清河郡（今山东淄博）有相当活跃的起义军；清河郡东有个叫房 项的自称为大都督；而同样在山东还有个叫刘钧的人自称大行台；有趣的是河南有个叫赵显德的农民也自称都督。（北方人就和南方人不一样，自称也都是以军衔为 主，不像南朝动不动就自称为帝，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一点创意都没有）更要命的是，受命入关平乱的尔硃荣在宫廷争斗中一下子杀了两千多个元氏皇族，使得周 边地区驻防的元氏将领人人自危，都不得不向南朝投诚。国内的混乱局面使得，北魏本土内大部分驻防军队惶恐不安，战斗力降至最低点，士气低落，因此大部分军 队稍微受到陈庆之的猛攻就降的降，散的散了。
其三，就是陈庆之在指挥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控制能力，他的存在使部队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极致。并且他在各次战斗中能够将部队的损伤减到最低程度，这就不是一般的所谓名将能够做到的了。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陈庆之的部队都穿白衣，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形象暗示”，这样子通过战斗，能够使北魏的军队对于“白袍队”产生强 烈的印象。这样一来，每逢交战，一传十十传百，就会造成极大的影响，使得敌军的士气迅速削减。而更为有利的是，即便部队受到损失，补充进来的兵员虽然一时 间不可能像老兵那样有着较高的战斗能力，但是只要穿上白衣，就会实现对敌方造成一种心理暗示，使对方始终认为只要是白袍队，就一定是强大的。这倒和日本战 国时期，武田家的清一色红色战甲的“赤备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一点，北方领土上的人民是陈庆之最后的保障，虽然他们已经被鲜卑 族统治了大半个世纪，但是作为汉人的他们还是无时无刻不盼望着南方的"王师"来" 北定中原"的。很大程度上，陈庆之的“入洛”行动在补给和情报方面肯定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强有力的支持。一句话，北魏很大程度上在与陈庆之的交锋上陷入了" 人民战争的海洋"。
【千载余音】
陈庆之并不是个幸运的人，出生于寒门的他，展现才能的机会实在是来的太晚，而且太少 了，晚期的梁武帝已经完全丧失了北上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了。或许陈 庆之早生个一百多年，他或许就有机会和雄心勃勃的桓温共同挺进中原，接受观众父老的箪食相迎；或许再早个几十年，他就能和祖荻一起中流击楫，共同缔造清复 中原的梦想；或许，那个短短六十五天的洛阳之梦本不该那么早结束的……
那么陈庆之到底算不算一个英雄人物？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话：
国家的命运，并非单单由一个人的意识所能左右，
若由后世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将会发现
即便是所谓英雄人物，也未必都是按自己的意愿去开拓命运的。
只不过当时环境对他们的需求，而去顺应历史的必然性罢了。
然而，也并非因此个人的功绩就毫无意义了
在局限的情况下，赢得最大限度成功的人们之行为
都将成为人类世上宝贵的文明遗产……
在《亚细亚大事典》上有这么一段话：“梁时代的政治中由寒门到达显贵的人并不多,然而陈庆之确是这些极少数人中的一个……”由此可见，门阀制度等级观 念的偏见断送了不少出生于寒门素族的人的前途与未来，但这是由每个人的所诞生的环境所决定的，无法更改。一味地抱怨只会使人沉沦于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能 够改变的只有我们的未来而已，在局限的环境下，如何拜托命运的束缚，去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这是每一个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陈庆之以自己不屈的毅力和不凡的才能缔造了一个不是神话的神话，他的行动同样也在激励着我们。在困境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或许这就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本意所在吧。
——谨以此文纪念萧梁名将陈庆之逝世一千四百六十二年
参考文献：
《梁史·陈庆之传》
《资治通鉴》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奔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