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hu's crazy ideas

制度优劣决定经济盛衰

八五年五月十七日

香港与中国之间历来的关系，是少有的传奇故事。但可能因为香港是弹丸之地，既无可战之兵，亦没有在国际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历史学者总认为香港不值一提。外 国的小说作者倒是不肯放过香港的。但小说归小说，奇的不传，不奇的却传得奇哉怪也。甲午（鸦片）战争前后史实的资料，在美国某些图书馆内是极详尽的。在大 学念书时，我曾经花过三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而起的，与鸦片无关。这件事，东印度公司 的年谱及怡和公司两位创始人之一的James Matheson 给 英国政府的信，解释得很清楚。林则徐若不烧鸦片，那场仗也是一样会打的——这并不是说英国是做对了。广州几间“公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而多个英商只能与 一间公行贸易，英国商人就纷纷建议政府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鸦片呢？在南京条约后，鸦片进口畅通无阻。竞争激烈，利润就直线下降。到了国民党时期，中国的 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无利可图，鸦片于是又再被“严禁”。

中国在第一次（南京条约）开放后，外商抢先与中国贸易而弄到焦头烂额，跟最近几年来的第二次开放后，外商与中国贸易的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要写一本有趣味 的书的人，不妨考虑去翻阅旧载，以生动的文字叙述第一及第二次开放后的无知而乐观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之外，香港在战前的发展史是不容易写的。这是因为在沦 陷期间，日军将绝大部分的档案毁灭了。

制度优劣决定经济盛衰

自光复后，香港就进入了另一个传奇时代。几十年来，大量难民的涌至及迅速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有名的以资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发展有很多地方是 被人误解的。例如许家屯不久前在国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水平跟大陆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长是七十年代的事。这观点是不对的。在解 放前香港与广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经济增长就远胜中国。国内的人很喜欢以高楼大厦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许家屯可能是被大厦的多少误导 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两间建筑物（如旧的上海银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后才准许兴建五层以上的楼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筑法例又犯了大错， 使不少大厦建了一半就停止下来。虽然我找不到许社长那次讲话的全文，我认为他言下之意是对的，假若中国能将制度现代化，她的经济增长率会很惊人。

举另一个例。多年以来我们听过不少关于香港因为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惊人经济发展的神话。年多前，中国的经济学者钱俊瑞到香港视察后，也就将这些“特殊情 况”重述了一遍（见《卖柑者言》内的《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但毕竟这些神话近十年来是越来越少听到了。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不“特殊”而是因为这些情 况的转变，及比起其他地方类似或不同的经验，人们都体会到香港的发达是不可以以“特殊情况”来解释的。这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事实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自邓小平复出后，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传奇故事更是说之不尽。在一方面，中国要搞统一，引起了九七问题。因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将来演变得怎样，学者们是不会 放过的。在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后香港能对她所作出的影响，也是引人入胜的。今天大字标题的“一国二制”，九七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财富却达六分之一。将来被影响了的究竟会是哪一边？

外汇的重要性已退居次要

在两三年前，一般人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主要贡献，是替后者赚取外汇。在当时，估计中国经香港而得的外汇数量是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是越来越少 被提及了。这显示大家都体会到香港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外汇是次要的。假若中国还是闭关自守，坚持共产政制，外汇再多对她的经济也推动不了。 但假若中国推行经济开放，改革制度，重视市场，那么她就要走任何开放经济所走的路：依赖他人而专业增产。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经市场而与外人合作。“合 作”与“依赖”是同一回事。香港的发达，就是制度促长了依赖他人而图利的机会。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并重的大城市，且刚好在中国的隔邻。中国要找外贸的中间人，要引进科技与外资，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视外汇的 观点日见式微，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开放。又因为中国对外间封闭了几十年，对市场也封闭了几十年，一旦推行开放，在开始总会有一段时间是要多“依赖”外人的。 因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协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国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香港在讯息上所能作出的影响力，可能比贸易合作更重要。远在五 年前，我就认为若中国能坚持门户开放 ，外间的讯息就会使她难以维护共产 政制。香港是重要的示范单位。这个被佛利民认为是世界 上市场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经济学者认为是经济成功的突出例子，与中国不仅是近，而且是亲。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亲戚在国内。近几年来，单是新春时节，就 有数十万港人回国省亲，锦衣日行！

开放的大门不会再封闭

亲朋戚友的联系，可能是传达可靠讯息的方法中费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执政者要用多种的恐吓手段来加强竹幕的封闭——我们都记得十年前跟国内交流的书 信是怎样写的。在今天，虽然还有不少人为的因素，不敢直言，作茧自缚，但中国对外间讯息的开放是确实的。这讯息之门开得很大，转眼之间已是六、七年了。要 将大门关闭既不容易，就算是能办到，也绝不能洗却这几年间国内的人对香港的所见所闻。我以为中国对外的讯息大门是不会再被封闭了。

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国家能象中国那样将讯息的大门开放，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象香港对中国那样有说服力。这不仅是因为“亲”、“近”的缘故，不仅是因为香港也 有人满之患，而过半的香港人更是从大陆出来的。将香港与中国相比是无可避免的。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经济学者访问中国后路经香港。我问他们：“怎么样？” 大家相对无言，过了良久，他们不约而同地轻叹：“不是制度是什么？”因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区别，可不是只有经济学者才能体会到的。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 者到国内讲学，可能比不上一个在几年前偷渡来港的散工回乡省亲来得有说服力！

中国制度改革的双重障碍

近两年来，中国着实是发了香港热。研究香港经济的组织如雨后春笋；到香港视察的大陆人比比皆是（读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顶看看）。香港两间大学要招呼的 国内团体，差不多是无日无之。因为工作关系，我自己也接待过不少。在跟这些新朋友闲谈中，我发现他们对香港的经济是衷心佩服——香港哪样工商业是世界第 一，哪样是第二、第三，他们比我还清楚！（就象美国游客比我清楚虎豹别墅是怎样的一样）。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显然是开始知道生活水准不同，主要原因是经济 制度不同。

当然关于香港制度的讯息，国内人所知的不一定是准确的——就是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从早到晚仍然是被政府大事 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可靠讯息的蔓延就需要长久的时间了。但理论归理论，理想归理想；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人们的印象是驱之不去的。关于中国讯息不足的困扰， 我实在想不到有哪一种好办法能比“香港”更有说服力。假若香港的示范对中国起不了重要的讯息作用，其他办法就更不用谈了。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既得益的干部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特权；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讯息。在后者的问题上，因为香港 的存在，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我常说，共产政制从来没有跟真理开过战；假若者能有一次面对面的较量，我要赌的钱是放在真理那一边的。对中国，香港闪着一点 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迷途已远，回头非岸，来者可追乎？

张五常

85年5月23日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台湾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三民主义”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空中楼阁，是否可行只有天晓得。但要说大陆在解放前的“资本主义”行不通，却是对的。问题是，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

中 国的执政者喜欢将共产失败归咎于文革，文革的失败归咎于“四人帮”，但文革之前又怎样了？一九五八年所兴起的大鸣大放、人民公社、大炼钢，比起文革的恐 怖，难分上下。在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又何尝是一个足以炫耀的制度？若说共产制度时日方浅，那么要等多久才能表达它的“优越性”呢？若说中 国的情况特别，私产制度是行不通的，那么特别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就算不谈经济，纯以主观的伦理及公义的角度去看，共产政制又有什么可取之处？

很多人——每一个人，连我自己在内）都有自己的理想，都会不满现实。不满现实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长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要改进生活并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着不着边际的口号。奈特（F·Knight）说：“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说：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说：“理想与绝望相同。”

在表面上，历久以来，中国的老百姓是在大字标题的理想主义下偷生。说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什么幸福社会，所赢得的何尝不是一穷二白？ 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会较容易被口号误导，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国人可以被空泛之词欺骗了几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国某些执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后的 种种演变不外是权力斗争，将人民的生活视如粪土。

仍重理想不重实际

最近几年，情况是好转了。我从不怀疑目前的几位主要执政者对人民的善意。但邓小平提出 的“中 国式社会主义”，仍是重理想不重实际。到今时今日，难道中国人受“主义”的迷途之 苦还不够吗？香港人不知主义为何物，不足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是以“主义”挂帅的呢？我不知“主义”所指的是什么，即使是“资本主义”也 不清楚。经济制度的分别是以权利界定的办法作准则，与“主义”无关。社会的经济运作是不能用一个信念来推动的。

我不仅反对以“主义”作经济策划，就是以“理论”为基础我也不赞成。这不是说理论中没有真理，而是因为理论五花八门，鱼目混珠，我们是不能期望执政的人能分 辨真与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论辩证是科学上的事，好的执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况在一般的报导中，一个理论究竟是说什么，误解的成份远超正确。任何好 的理论都需要很多复杂的假设，非行内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领悟。我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逻辑不通，而且是理论所需的假设，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不幸的 是，对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论”却大可被执政者利用，加上各种口号来增加自己的权力。

假若我跟一个共产的支持者辩论，我就一定会问：人的出发点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若说不是自私的，那么人的出发点是怎样的呢？说人不自私并没有说 人是怎样的。若说人是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那又从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里？若说人是可以改造成大公无私，为社会谋福利，舍己为人，那么人怎么可以生 存呢？若说人人是可以被改造到惟命是从，半点费用也没有——那就是说，假若执政者有上帝之能——那么一个标准的人是怎样的呢？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 人？若说人是半点主意也没有，那么又何必谈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帮朋友、教学生、捐钱、为孩子劳碌，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我们就要问：哪一种权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给社会带来利大于害的最大差 距？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文内，我用最新的产权经济学推断，结论是，私产制度因为交易（非生产费用）最低，所以私产会带给社会最大的 利害差距。共产或“社会”制度的理论失败不是不通（马克思的不通，但通的也有），而是这些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存在。我可以说，明确地指出 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可以将理想的理论带到实际中去。

中四年前（三年前发表）我就推断了中国会走向近乎私产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农业——这推断是实现了的。但“私产”有不同的程度，办得不够健全就大有问 题。国民党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前车可鉴！目前中国正在转变中的产权制度，与“及格”的私产相去仍远。但因为中国目前的制度，因为过于混乱，是不会持久 的。向前看，中国可选走的路只有三条半，而其中的一条半她是不会走的。余下的路只有两条。

中国不会走的一条路是回头路——重开大锅饭，巩固铁饭碗，增加阶级斗争。当我在一年前说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这不同意的人是越来越少 了。一般对共产政治比我认识得多的人，认为共产制度反复无常，宽紧不一，上落难测，所以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是很大的。他们向我提出不少共产国家以往的经 验。但我认为这“以往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观点，没有明确的假设，算不上是推理。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见有上有落，认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会下跌—— 这也算不上是辩证。在股市上，我当然不能断定上升了的股市不会再下降至某一个指数（否则发达可期）。这是因为推断股市所需的假设及局限过于复杂。

极可能走印度之路

要推断中国不会走回头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结论是基于五个因素。第一、绝大部分的农民与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约，走回头路就要解约，政府要失信于天下；解约会引 起暴动的可能性姑且不谈，大饥荒是无可避免的。第二、虽然中国的市场仍然是受到多种管制，但毕竟稍具规模的市场是被推动了。市场的威力大得惊人，断不是一 些禁止黑市的口号所能压制的；我怀疑中国有足够多的不贪污的“干部”资源去大事压制已被推动了的市场。第三、外资在中国施展了竞争的压力，也促长了不少为 外客而设的服务及供应；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正当的途径去解散外资，若再强行取夺，有谁再跟中国协商呢？第四、外间的讯息在国内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强 “思想改造”，旧的口号不管用，新的有效口号难以发明。第五、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要他们放弃既得的利益，可能要比叫干部们放弃特权更难。

要压制以上五点其中之一已极困难，要一起向后转就无法办到。走回头路是需要再来一次象四十年前的革命。在当时，农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唤起民众”的口号有效率。在今天，虽然农工的生产还是很贫苦，但老调难以重弹，经验不容易忘记，而中国外邻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为中国会走社会福利的路——象某些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这只是半条路，因为福利的“免费”午餐算不上是一整个制度。虽然中国的宪法大事宣扬多种 福利，我以为这半条路是不会大规模地施行的。理由很简单：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太穷，要大量费用的“免费午餐”只能是画饼充饥，说说罢了。

余下的只有两条路。其一是走向私产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胆地放宽市场。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类管制，让干部们各据一官，划分固定的贪污权利。以这二者选择的相对机会大小来评判中国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断是三、七开：前者占三，后者占七。为什么呢？

我屡次强调，中国走向私产的道路只有两个障碍。其一是讯息不足，其二是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利益。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把大门开放了，再也关不 起来，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共产制度难以在有了真理讯息的情况下久持。但一个界定了贪污权利的制度，却可以长久地与真理抗衡。这是因为分门别类的固定贪污 权利既可“治乱”，也有弹性。很多种贪污——尤其是为便利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贪污——往往没有受害人，虽然管制的本身对社会有害。又因为贪污是在台底避去 了管制，贿者与受贿者相互得益，大家就不再理会解除了管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几个有能力足以反对的人，就不难被“拉下水”，分享一点甜头，心 安理得，什么社会贡献也就抛诸脑后了。真理的讯息重要，但利用讯息是要有利可图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压制讯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讯息改进的人成了 贪污者，改进就会半途而废。

说到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障碍，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其后在私产制度下的竞争， 会再将财富分配）。这个建议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在现实的角度看，其他的办法有一个严重的隐忧。中国的希望是要将一个以等级特权界定的制度——即共产 制度——转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即私产制度。但这两个制度之间，却存在着一个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减少混乱的。但当共 产制度保不了——要放弃等级特权——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产那一边，干部们就会设法霸占贪污的权利。中国人一向都是贪污的老手。干部们会鼓吹管制的 需要及好处（事实上他们正在这样做），增加贪污的机会。一旦各项管制的贪污权利被占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进就难了。

改革必须大刀阔斧

有一个儿童游戏，叫做音乐椅（Musical Chair ）。多张椅子放好了，音乐在响着，一群儿童绕着椅子转。音乐突然停下来，儿童们就抢着霸占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输了。中国正在改革——音乐正在响着。一旦音乐停下来，干部们所霸占的椅子是怎样的呢？这是中国前途的问题所在。

假若音乐现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说，每一张椅子都是一项管制的贪污的权利。所以我不仅反对音乐的停顿，也反对音乐缓慢下来——中国不能让干部们有找寻“贪 污椅子”的机会。中国的希望，是要将音乐继续不停地奏下去——虽然在急速的转动中混乱在所难免——让中央的执政者体会到现有的椅子是要换的：推行法治，推 行私产，放宽市场——使椅子脱离了贪污的权利。到了那一天，音乐会自动地缓慢下来，因为法治私产与市场是会治乱的。

我反对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较为缓进的或较为中庸的改革办法。主要原因，就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据以上分析,我可以大胆地对中国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断。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调子正在兴起,音 乐有迹象缓慢下来。假若中国在五年之内再没有动荡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动荡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汇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缔国家职工 制、让土地自由转让、废除国营市场、将国营企业私产化、政府大量将土地拍卖等。若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种被施行，整个制度的改进就会继续。这是因为一个有动 荡性的改革会将缓慢了的音乐加上活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改革就会被带动.

posted by yuhu @ 5:40 PM